“文章报国之志”——重读百年言论史之三 傅国涌（浙江） “梦想”的陨落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一年在言论自由史上发生了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那年元旦，胡愈之在老牌的《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一下子就发表了142个 着名知识份子的250个"梦想"，2001年1月1日杭州日报整版选载了部分梦想，67年后还是让 我感慨不已。特别是胡愈之1932年11月1日发出的徵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 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 中。沈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 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 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徵稿活动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截止1932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 来稿。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 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在万马齐 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份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胡愈之就 被辞退，丢失了《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还是鲁迅想的3深刻，他在1933年元 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 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 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 终究是一个梦。” 这年1月21日，当时江苏省会镇江市《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为揭露官吏公 卖鸦片和吸毒的黑幕，以"共党"、"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 被顾祝同下令枪决，震惊中外。镇江新闻公会想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联合宣言，为刘 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 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 抗争者”（1933年2月20日《申报》）。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和文章，抨击当局摧残言论 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全国各地到处集会， 发表通电，谴责暴行，呼籲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 在这前后监察院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国民党当局被迫将他调离。并於8月和9月1日先后 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 新闻界倡议把9月1日定为记者节，得到新闻界的回应，这是刘煜生用生命换来的节日。邹韬 奋办过六刊一报，14年中一次入狱，三度流亡，为言论自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的态度 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 所屈服的。""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是当时 发行量最大的期刊（15.5万份），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特务暗杀，身 为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出传闻《生活》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 国暂避"，将编务交给胡愈之等。这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譭谤党国" 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 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甯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 "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年4月当局公开审理创办《新青年》、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陈独秀"危害民国"案（1932年10月被捕），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 年的丰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 "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 等媒体都详细、真实地报道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 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更意味深长的是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 资料彙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先生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坚持正义， 捍卫言论自由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先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 令"陈独秀先生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先生躺在了暗杀的 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再度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 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那些同样的铁铸的事实，比如国内报刊对陈独秀一案的真 实报道，书局、大学的表现，它们毕竟是独立的。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 社团对枪杀刘煜生的愤怒抗议，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抗议声浪中作出的让步。 "9月1日"，是早已被有意遗忘的记者节，一个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 绕不过去的日子。还有邹韬奋正气凛然的告别辞。和《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 “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这是我在 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 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 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言论自由的理想。 《生活》被封后，1934年2月《新生》周刊在上海出版，“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 族精神”，实际上就是《生活》后身。立场、态度与《生活》一脉相承，由东北实业家杜重 远出面主编，实际上是艾寒松一人负责。内容充实，宗旨明确，当年每期销数就达7万份， “超过国内一切定期刊物之上”。正如韬奋说的“好象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防下，同时即 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这火炬就是言论自由的火炬。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艾寒松的《闲话皇帝》（署名“易水”） 一文，其中说天皇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日本军部藉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的"古董".日本领 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当局立即查封《新生》，共出版72 期。接着，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酿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各国舆论纷 纷谴责，各地华侨报纸遗篇抗议声浪，张学良部下将士及各界纷纷到狱中看望杜重远，《新 生》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 枪桿子与笔桿子的对话 《申报》是一张老报纸，是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也是我国第一张具有现代 意义的报纸。江南城乡的老百姓几乎把《申报》当成了报纸的同义词。史量才从1912年接手 以后惨澹经营，把它发展成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 等着名报人都曾先后在《申报》工作。1926年《申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九一八"以后， 《申报》因宣传抗战，发行量达到15万份以上，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作为《申报》 老闆，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他还是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参议院议长，30年代 初的史量才如日中天。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 住脚".在遭暗算前不久曾和俞顺华"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 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相当长的时期，《申报》是恪守了言论自由原则的。袁世凯时代， 邵飘萍他们写的那些批评独裁、称帝的评论早已载入史册。蒋介石时代，它连续发表《“剿 匪”与“造匪”》等三篇令龙颜震怒的时评，矛头直指当局"枪口不以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 经济两重压迫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 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对於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 所不能解者也。"它发表对於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1931年12月17日，南京珍珠 桥惨案后，它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的时评，称学生“其情则可 原，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籲，则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 未死尽。”它大胆起用28岁黎烈文主编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陶行知、茅盾、巴金、鲁迅、 老舍、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自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间，在《自由谈》 发表了大量含沙射影，抨击专制独裁的杂文（总计143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申报。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 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对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最后，史量才被迫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前 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 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肯停刊也不接受。历经35天的禁邮后， 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还有所顾忌，终於同意解禁。1932年11月30日发表的《〈申报〉 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 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不仅刊登了宋庆龄抗议蒋介石杀害邓演 达的声明（史量才认为"这是孙夫人签名发表的，没有不登的道理。"），而且大量报道了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同时，创办《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创办“申报新闻函 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申报》的影响与日俱增， 进入鼎盛时期。史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为，使他当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 会议长。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蒋介石曾找史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 "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在百年言论史上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 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桿子和笔桿子的一次对话， 笔杆子虽然拒绝了枪桿子的威胁，但他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当然枪桿子在握的蒋介石 最终也被赶出了大陆。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死 震动全国，一时舆论大哗，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悲怆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桿是什么？人 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被迫假惺惺地下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失去了史量才的《申报》历经曲折、勉强支撑到1949年5月，随 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这份生存78年之久，见证了中国近代风雨沧桑的老报终於走到 了它的终点。在言论自由史上人们会永远记住《申报》的作为。“四不”光芒1947年，历史 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 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 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籲》，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 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 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时 间最长。 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於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但它在言论自由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 始于1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被杀害的年头。这一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 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大公报》，说是公司其实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两人出劳 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完全是民间报纸性质，正是这个三驾马车开创了《大公 报》的新纪元。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 盲"的四不社训，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独立性，逐渐形成了文人论政的办报特色。"永为中 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独立思考，不 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以言论报国，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难怪不到一年， 报纸的发行量就从的不足2000份增为6000多份（40年代末是16万份）。在以后二十几年中， 他们是坚持了自己的报格的。比如1935年吴鼎昌从政之后为保持"不党"形象，即登报辞去 《大公报》社长之职。在国共内争白热化的20世纪中叶，能站在独立立场，做社会良心，替 普通老百姓说话，《大公报》可以说是异数。其独立性从这件事即可见一斑，30年代初，国 民党当局令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红军为"匪军"，《大公报》却没有照办（毛泽东曾 动情地说过"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虽然，报馆内也有杨刚、彭子冈、徐盈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前后两任主笔张季鸾、 王芸生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党无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人，徐铸成等人也都是《大公报》精 神的传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还是坚持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人，几乎都 未能逃过反右、文革等连绵不绝的劫难，杨刚、范长江自杀，蒋荫恩、孟秋江被迫害致死， 徐盈、彭子冈、陆诒、肖乾、李纯青、徐铸成等有谁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呢？被毛泽东"放 了一码"的王芸生，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1941年9月，以报人终其一生的张季鸾去世后， 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称道，蒋介石唁电称他为"一代论宗"，国民党政府发出褒扬令， 称他从事新闻事业三十年，"作社会之导师".周恩来等联名发出的唁电称他"文坛巨擘，报界 宗师"，盛讚其"谋国之忠，立言之达".毛泽东等称他"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季鸾 先生对报业的贡献》的评论。国共两党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样的情况恐怕只在蔡元培 身上发生过）。 他的报业生涯开始于世纪初的《民立报》，除了民国元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当过秘书，他 一辈子都在办报，曾两次为言论自由而入狱，第一次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他在《民立报》 秉笔直言，被囚禁三个月；第二次是他在《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 立借款合同再陷囹圄。从1926年以后，他在《大公报》的十五年是他言论事业最为重要的一 段。他曾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 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正是在他手里，把这张民间报纸办成了舆论的重镇。1927年他就发表 《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炙手可热的新统治者。他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 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党派之外"，无党无派、独 立言论，这不仅是张季鸾的志趣，也是《大公报》的取向。平生只信奉暴力和金钱的蒋介石 也不得不刮目相看，1929年12月，他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表示报纸应对政 府弊病"尽情批评"，《大公报》的地位也由此可见。 张季鸾之外，王芸生对推动《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一次 笔仗中认识，从1929年张邀请他加盟《大公报》直到他成为总编辑，他以"为国人代言，为 民众请命"为座右铭，写了大量文章，数百万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是陆续在该报 发表的。他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政论曾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人。今天再读他写於1945年12 月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 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 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淩驾万民， 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 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我们还是会为他的见识感到 震撼。王芸生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所作的长途跋涉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他当年的言论风 采，他对国家的赤诚，也早已得到同时代人的肯定。 张、王二位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们把中国的言论自由事业推向了 一个高峰。在两极对峙的血与火中，独立、客观的言论尤其难能可贵，大公报批评国民党当 局的腐败、专制那是人所共知的，如揭露孔家豪门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社评（引发了 西南联大、浙大学生反孔游行），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抗议查封《新民报》等，如 《看重庆，念中原》、《莫失尽人心》、《万方多难念东北》等，"九。一八"后甚至发表过 这样的言论——"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 亦无以谢国民".为了这些不仅仅是"小骂大帮忙"的言论，《大公报》曾遭过停刊三天之类的 罚令，张季鸾曾挨过"禦训"，王芸生曾遭党报围攻。作为独立的民间报纸它也批评过共产党， 比如《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籲》一发表，周恩来当夜就给他们写长信，但他也承认王芸生的 文章"爱国之情，溢於言表"，《大公报》发表了周的信，并发表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 来先生的信》。此外如《质中共》、《为交通着急》、《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 等都曾令革命党恼怒。在天下"不归於杨则归於墨的情形之下"，这张超越於政治党派之外、 不依附於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陷入了夹缝当中，一面"飞来红帽子"，一面骂它"帮闲"、 "帮凶".在1948年江山即将易主的时刻，《大公报》还明白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先后 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的社评。这当然是国共两党都不能 接受的，《大公报》的命运因此注定，《大公报》的精神也因此长存。 如果没有那个留日出身、具有现代眼光的胡政之，《大公报》完全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 他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相容并蓄。"好一个"相容并蓄"， 这四个字在20世纪只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和胡、张、王主持的《大公报》才当得起。有了这 样的胸怀和气度，他的才会大胆起用年轻的肖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 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惜以"违检" 得罪当道。他才会在1948年拒绝了出任行政院长的试探性邀请。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 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称它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1949前之前的《大 公报》的确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高水准，它在探索言论自由的路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后世所 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