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立勇出境说起 石岩（大陆） 去年末的一天，我家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孫立勇，我已 經通過旅行社來到悉尼……”唉，历经坎坷的大孙，终于逃离国门了。 现在中国人出国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对没有收入，没有积蓄的大孙来说谈何容易！他 向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新护照时，说自己的旧护照丢了，管理局让他登报声明遗失，等三周后 再办补发。他认为报纸的广告费有点儿离谱，承受不起。只好硬著头皮对管理局说了实话， 自己的旧护照在八九年六四入狱时被没收了，现在出狱八年了 ，早成顺民了。对方认为这 理由还说得过去，让他所在居委会开个证明，用200元领了新护照。当然，出入境收入的护 照费越多，水涨船高，该部门的小金库也更丰厚。 到旅行社这关，就没那么轻松了，5万元押金是每个去澳大利亚的人都要交的。一看孙 立勇表格上的婚姻一栏内填的是“已離異”，就要他多交3万元。职业一栏他只能伪造，有 他的好朋友为他作伪，连澳洲大使馆也骗了。 飞到悉尼，在机场看到分手一年多的六四难友金钟正等著他，他就和旅行社声明，自己 是被释放的政治犯，不打算再跟旅游团走了，为了说这句“拜拜”，旅行社又宰了他1万元， 才把护照还给他。 其实这家旅行社对这批游客是心中有数的。组团30人，乖乖回国的不到10人。用孙立勇 好友老李的话说，这家旅行社就是变相的蛇头。现在带领偷渡的，早就不是当年那种搞条小 船千辛万苦飘洋过海了。什么商务考察，旅游探亲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出逃。只要下决心外逃， 5万元算个啥！尤其是对大贪官们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但对大孙就不一样了，如果这5万元 属于他自己，他一定会守著他的双亲和将要上大学的女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欠他们的。 他入狱时，女儿只有4岁，只能由父母照看，老人家对儿子是理解的。当年大孙和几个哥们 儿，眼见六四屠杀的惨无人道，怀著满腔怒火，自掏腰包办了个油印刊物《钟声》，为千万 名北京市民声讨当局的罪行。记得当时刊物的出现，确实让一时噤若寒蝉的北京市民感到鼓 舞。可惜好景不长，办刊物的朋友们陆续被捕。大孙说他本来有逃跑的机会，但是为了对得 起哥们儿，不使良心愧疚，他主动来到公安局。在那些刑事案件预审员老同事们异样目光注 视下，他坦荡地对这些老熟人说“我是來投案的”。 大孙不肯在苦牢中虚度七年光阴，他暗地里记录著狱中的一切，包括监狱的内设，六四 政治犯的情况，狱官的腐败，人性的扭曲等等。他找材料的行动，引起狱警的怀疑，拷问他 时，他咬紧牙根不承认。恼羞的狱官对他施了酷刑，把他关了半个月的“小號”，手脚都上 了背铐。（背铐是具中国特色的酷刑）尽管受了非人的折磨，放他出小号后他依然坚持记录， 并将它隐秘地送出狱外。 和其他政治良心犯一样，当熬过若干年出狱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的压力。毫无 例外，这些“政治犯”都被开除公职，在这纷乱繁复的社会中，以他们的背景，想再求公职 绝无可能，只能各自找活路。大孙的父母拿出微薄的积蓄，帮儿子办了个租书小店。 大概是咱政府的国安部门，冗员太多，闲极无聊，总要找点事儿来显示政绩。而给已出 狱的政治异己们找麻烦，是最容易讨好的公事。例如在“六四”十周年时，因号召北京人点 蜡烛悼念亡灵而蹲了四年半牢的江棋生，出狱后国安局依然派人监视他，窃听他家电话，宿 舍门口日夜守候，他外出时紧跟其后，甚至在他和妻子回老家探亲的硬卧车厢里，都有哼哈 二将委屈地坐在车厢的地上，寸步不离。再有，曾向当局申请组织民间政党的王天成，判了 两年刑出狱后，国安局仍然不肯放过他，一次次逼迫骚扰，不让他在京城安居。大孙的书店 也不例外，国安局的警车停在他书店门口，让他的生意大受影响。 其实出租书早已是夕阳行业。市场上盗版书，拚装书，伪书（即出版商自编外国人名， 书名；自编外国报纸评论，自作评语，自吹发行量）十分火爆，使爱读书人非常容易在书市 买到打折的廉价书。租书不如买书。何况大孙根本没有资本来更新书籍，即便没有国安局的 捣乱，大孙只用租书来维持父女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添上国安局这 个煞星，更是雪上加霜。 这时，大孙的表弟“雪中送炭”来了，递上“某某公司”经理的漂亮名片，对大孙处境 万分同情，表示要拉哥哥一把。劝他加盟他的公司，封他为公司总监。这使大孙喜出望外， 认为公司总监要比租书店掌柜的神气来劲儿多了。 大孙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朋友要买机票或是订旅馆？他的公司可以代办。我一听马上连 想到在美国等大使馆门外，夹道成行的各机票代销店人员，一窝蜂地拥向从签证处出来的人， 争先恐后强行递上小广告。使你不胜其烦。其实广告上的机票价格只是个诱饵，当你认真和 某代销店联系买机票时 ，它们加价的花样就来了，反正你用广告上的价格买票是绝对行不 通的。 这个行业能生存，源于国内各航空公司竞争激烈，为了争取客源，多卖机票，只能让利 3%给代销店。卖多了还另给奖金。所以，吃这行饭的人相当多。 大孙以两万元的代价，加盟了表弟的公司，租书店只能让老父代劳。 任孙总监的日子不太长，再见到大孙时，他又是租书店掌柜了。他愤忿地解释说：“那 能算是正經公司幹的事嗎？一大早就往機場跑，見到下飛機的人就塞小廣告，老要躲著警察， 躲不及就挨電警棍打。”我明白，大孙虽然蹲过监牢，但仍然自尊自重，这个老挨警棍的总 监不做也罢。“那麽，你加盟的兩萬元退給你了吧！”大孙有口吃的毛病，他一激动就结吧 起来：“我—我表弟說，你不—不幹可以，錢不—不能退” 我暗吃一惊，这不是典型的杀熟吗？ 杀熟也是大陆畸形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传销，推销商品，拉保险和各种仲介活动等尤为 突出。中国人普遍讲关系，重人情，爱面子。熟人找上门来，容易轻信或是抹不开面子。受 骗上当后，对社会更加灰心。认为连至亲好友都欺骗自己，这个社会能相信谁呢？除杀熟外， 欺生更是俯拾皆是。媒体报道最多的是职业仲介。骗子们利用毕业的外地学生或进城农民求 职心切，谎称可以帮他们找工作。求职者交了各种名堂的费用，如介绍费，存档费，手续费， 服装费等等后，仲介却杳无音信。再找他们，开始时百般推脱，最后，干脆铁锁把门，人间 蒸发了。 受害者能找谁投诉？公安推工商，工商推劳务监管，皮球推了一圈，最后还是让受害者 接球。媒体假惺惺表同情，并用埋怨口气说，是求职者维权意识薄弱，没有及时报案，今后 应提高警惕，找正规的职介。官方媒体真会装好人，站著说话不腰痛。设想，求职者见到所 有仲介机构的墙上，都堂而皇之地挂著工商许可证的牌子。他们中有谁长著火眼金睛，能分 辨出哪个算是真仲介？哪个是假的？ 各种受压受骗的弱者，遭受精神和财产重大挫折后，怨恨之情无处发泄，只能在心底孳 生发酵，终于膨胀成对社会仇恨的戾气。即使不做偷骗杀抢的犯罪事，也有人做出其他无理 性行动来报复，破坏城市设施就是其中一种，下面有几个实例。 从媒体得知，仅今年头三个月，北京一家体育馆周边的数台自动售货机一时间全部销毁， 能锯掉的全拿走，包括球迷雕像的眼睛和街道名称的铜字全都抠去。新开辟的祈年大街艺术 长廊中，附设的书画作者肖像也全遭涂鸦，有的长歪胡子，有的流鼻血，有的瞎了眼，其丑 态使人啼笑皆非。新建地铁露天部分不断遭砖头袭击，列车受损。街头刚安装好的数位资讯 板的玻璃全部被砸碎。陶然亭公园湖南岸50余盏照明灯一夜间被人扭断灯头…… 官方对这种事毫无对策，也不把它当成大事，只能是“準備重新修復安裝”“公園工程 處正籌集燈炮”云云。浪费的事太多了，反正被破坏的设施自有纳税人掏腰包来修复。 但是层出不穷的暴力抗法，实在让执政者头痛。据媒体报道，仅交通民警被橦被打的事 件，就呈逐年上升态势，2000年为8起，2001年46起，2002年50起，2003年64起，去年已上 升为82起。共有260余人受伤，并有数名死亡。 对这些为报复社会而搞破坏的报道，都出现在共产党中央提出“和諧社會”之前，自从 提出构建“和諧社會”以后，这些不谐和音，在媒体上就不太见到了。 大孙被亲表弟坑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干什么事都不能再投资了，最好是光出力不出 钱。恰好，有位曾犯过刑事案的前狱友，正为债务烦心。大孙自告奋勇要为他讨债。说好了 有提成。于是约有一年的时间，大孙就长期在外东奔西跑了。 欠债不还，在大陆中国颇为盛行。有句话，“欠債的是爺爺，討債的是孫子”。社会上 常常发生因债务而引起恶性事件。不久前北京市丰台区某售楼处，就因层层向下发包，每层 都要吃回扣，致使借贷的工程款都落入个人腰包。最后工程款没了，只能停工。众多供应商 讨债无门，就把汽车横在马路中央，引发交通大堵塞，并和交警发生激烈冲突。此事不过是 三角债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各地政府官员，打著给企业争资金，上专案的旗号，把钱拿到手。关键是这些钱不用操 心去还。所谓“吃完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股民”一路通吃的结果，是财政赤字，银行坏 账，股民套牢。而吃肥的官员们却大腹便便，钱袋鼓鼓。钱都归拢在少数“精英”手里，贫 富之间的鸿沟越深越宽。有个数位可以说明，经调查，目前地产行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与员 工收入差距最大，为27.6倍，轻工行业为23.6倍，冶金行业为19.8倍，通讯行业为18.5倍。 再看医药行业负责人，平均年薪是68.6万，（这不包括他们的灰色收入）而一些地方招聘大 学生月薪只有600元，甚至不到600.他们之间的差距，能让低收入者心理平衡吗？ 大孙为别人讨债的日子，非常辛苦。干讨债的必须具有能忍饥渴，抗疲劳，夜里肯睡在 地上。还能耍赖，死缠烂打，使欠债人无法摆脱。或是厚著脸皮装孙子，低三下四，好话说 尽，使对方软化。大孙经过炼狱，吃苦不在话下，讨债倒也有些收获。 但是，大孙说，他是帮朋友去讨债，他不想长久做讨债专业户。他要另想别的出路。 一天，他忽然登门来访，刚进门还没坐稳，就开口：“您聽說過硒嗎？”我一愣，又听 他说：“硒能抗癌，人體缺少硒，要補充，我有含硒的保健品不想試試嗎？……”他在干什 么？是不是在搞传销？我立刻警觉起来。 曾经风靡一时的传销业，和法轮功一样，在被官方媒体卖力地妖魔化后，基本上没有立 足之地了。因为传销商品的人，经常召集群众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大多能花言巧语，把销 售的商品说得天花乱坠，神奇无比。更勾引人的，是它给听众描绘出一幅很容易发大财的美 景。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把四面八方乌泱泱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形成团体。这是中共最忌 讳的事。只要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就形不成气候；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所以今年3月， 共党政府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就有了特殊举措。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手段，来对付 “政治異己分子”。派出大量警力，监视他们，切断他们的电话，不许他们外出串连。用六 四时被打断一条腿的齐志勇的话说：“我是個靠輪椅行動的殘疾人，國安局竟然派了兩位安 保人員，再加上派出所的兩個警察，用四個人來監視我。爲看緊了我，花這麽多人力和錢財 值得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派大批警察看管这些老弱病残政治异己分子的同时，北京西 南郊某农贸市场，出现一伙人抢劫了所有个体摊商，却没有一个警察在现场。 在江泽民时代，六四难属每年都要搞一次集体签名信，上交全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 要李鹏承担罪责。虽然上交的信都石沉大海，绝无回音。但是签名的人越来越多。签名信要 表达受难者不断抗争的决心和拒绝遗忘的意志。这恰恰是现政府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政权换 届后，现政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召毛泽东的阴魂，媒体在宣传上卖力地让全国人都患上失 亿症。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通通被淡化衰减，最好少提或干脆不提。六四大屠杀 更像是癞痢头上的疮疤，万万揭不得。 今日在互联网上，可以见到泛泛地谈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帖子，虽然不被当局喜 欢，但秀才们在虚拟世界中争来辩去，一时尚不影响稳定大局，可以姑且容之。但是有明显 “六四”二字的帖子是绝对看不到的。偶尔可以见到5+1，5-1的隐语，据云，国安部门高薪 招募一批学IT业的海龟（海外留学归来），充当网警。日夜监视各民间网站。迫使比较敢放 开言论的网站，小心翼翼，只能用遮罩来对付敏感话题，以保护自己的网站不被封杀。这些 就是中国政府所谓的“人權有進步”。 “以史爲鑒”这句话，是中国政府对外的语言，尤其对日本当局更是不厌其烦地提醒。 但对国内，不但不为鉴；连历史真相也要极力歪曲掩盖。缺乏正当教育的结果，致使中国出 现了一大批浑浑噩噩的愤青（愤怒的青年），他们在近日中日纠纷中，扮演了当年义和团式 很不光彩的角色。 大孙不能为了搞传销再栽跟头了。又有一位元狱友需要筹办茶社，大孙去帮忙。早去晚 回，一天只能睡四五小时的觉。我曾过问他：“開茶館能賺錢嗎？”他回答说，茶馆是暴利 行业，用50元一斤的茶叶，给那些谈生意的，商量事的，休闲的泡上一壶茶，白天每位坐一 小时20元，晚上一小时70元。一天来三四拨客人就足赚了。难怪，七八年前，有位外国朋友 还感叹，中国是茶的故乡，却找不到品茶的地方。如果他再来中国，一定对各种名目如茶社， 茶楼，茶室，茶座等的遍地开花惊叹不已。这是暴利的诱惑和国人从众心理的结果。所有产 业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都源由于此。 共产党溃烂到根的腐败与专横不公，引发出很多政治异见人士。但像大孙这样，勇敢地 用行动向残暴政府挑战的，仍然是凤毛麟角。一声呼唤人权的号召； 一张争取民主的传单； 一个反对专政的结社，就被共产党视为大逆不道。分别判他们几年，十几年，甚至20年的刑 期。在漫长的非人道的牢狱生活中，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就拿大孙来 说，出狱时不到40岁，已经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手腕落伤（背铐的结果）。 应该说，他们是真正的爱国爱民者。他们所有的义举，都著眼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六四提出的口号现在更有现实意义，十六年来的过程可以充分说明，今日的中国，无论社会， 经济，生态等等，全都是危机四伏。 大孙在自己的国家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带著在狱中写的书稿软碟，决然地走出国门。他 相信只有自由的空气才能使他重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