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杂忆 杞人（大陆） 外甥在香港工作多年，2001年初邀请我们夫妇去香港过年，但我兴趣不大，心想不过是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不过，不想去并非是我痛恨资本主义，而是，生性好静， 不喜繁华，让外甥花好些冤枉钱，买个不值，不合算。无奈，他舅妈想去，我姐姐催促，小 年刚过，即乘京九列车直抵深圳，开始港澳二十天行。那天，一下火车便觉燥热难耐，当地 的气温如同北京的九月，我们身著北国冬装，内衣早已湿透，于是便先洗澡换衣。都说是 “飽帶乾糧暖帶衣”，我们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吃过早点即去邮局，将大衣、毛衣、毛 裤通通打包寄回北京，顿觉身心轻爽。外甥从香港开车过来，带我们游览市区，又去梅沙海 滩，品尝海鲜，参观“明斯克”号巡洋舰……，深圳一日游，不得闲，不觉累，晚上外甥返 回香港。第二天一早，过罗湖海关，用了三个多小时，主要是在咱们这边等待，等待什么？ 不知道。一旦跑步冲向他们那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完成过关全过程，个中原委，闹不清 楚，初尝“兩制”。过关以后，乘轻轨到红墈，外甥开车来接，经海底隧道到港岛，住进一 套两室一厅的空房。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社会主义土地，所见所闻，怎一个“闊”字了得。 先说高楼大厦。九龙半岛和香港岛靠近维多利亚港湾一带，楼房密集，座向是你朝东我 面西，或斜或正，或胖或瘦，这位突兀而起，刺向青天，一旁却又矮小如蘑菇丛生，形状不 同，风格迥异，虽是鳞次栉比，却不觉得拥挤。香港是岛城、山城、海滨之城。我住的地方 地势略高，不知是道路追逐楼房而蜿蜒爬升，还是楼房因道路而闪转腾挪，二者不构成夹道 欢迎式，倒像捉迷藏，这一座跳出来立于道旁，旁边那座却又隐藏于视线之外。我们沿赤柱 海滩漫步，一边是海，一边是山，山峦起伏，一两栋别墅半隐半露，幽静，安逸。更远处又 见稀疏错落两三座如玻璃罩样的高楼耸立于山腰，居住者、观赏者各得其所。浅水湾雨雾朦 朦，不见高楼大厦。澳门黑沙湾的旅舍，如同贴在山坡上的一片树叶，像是生怕惊动自然造 化。走进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寂静，清新。草地，溪水，树木，把楼与楼巧妙地隔开，宁 静，致远。反观清华、北大，生活，商业，教学，科研，楼楼相去十数步，数十步，已到了 “只能間苗，無縫插針”的地步。香港难道不是寸土寸金之地？ 北京市这些年，高楼拔地而起，如雨后春笋，林立，速成，雷同，闹得慌。不知是设计 师的知识产权未受保护，还是建筑商节省了设计费，一群穿制服的楼们，高矮差不多，形状 差不多，气质差不多。香港的楼们，张扬个性，得大自在，显示的是资本主义。北京的楼们， 出身于计划经济，带有组织性、纪律性，夹杂一些长官意志，显示的是社会主义。北京可见 “亂丟垃圾”式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香港未见。在北京，比乱建更糟的是狂拆。 文物、古迹、故居，说拆就拆，专家意见顶个屁，大手大脚，透著有。若干年后，觉得有点 不对，参考旧照片，再盖一座新的，说是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对于过去的胡来， 至今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站出来声称对此事负责，缺乏勇气，也少诚意。好在，毁的少，留 的多，北京仍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溥仪卖了不少国宝，故宫的国宝还是很多很多。香港跟 咱们不一样，邓丽君的故居也是故居。 再说车水马龙。这里空气潮湿，道路和墙壁像刚刚刷洗过，一尘不染。路面稍显暗红， 与路边墙体色调协调，又像传宗接代的硬木家具，被主人天天擦拭，老漆已被擦进木纹，越 显经年，坚固，珍贵。路面没有裂痕（北京常见），坡道的路面如使用多年的搓板，沟槽不 深，棱角不尖，车行其上，平稳防滑。北京的立交桥光滑，便于追尾。路边看不见粘贴的简 易广告，更找不到痰迹、烟蒂、纸屑、口香糖…，也看不见清扫工。漫步在郊野公园，林木 虽不参天，却遮天蔽日，浓密幽静，溪水顺山石急流而下，有几处为野炊或烧烤准备的炉灶， 都很整洁，有使用过的痕迹，没有任何垃圾，没有清扫工。市面上警察很少，没有武警，也 没有交通协管员，我们的社会制度优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社会安定，他们却比我们信心 足，为什么？几天年假过去了，外甥上班，我们两人按照地图漫游。公交车对老人半价，海 洋公园的门票百元，我也可以享受半价，无须老年证，原因可能是：“誠信”被社会成员看 成行为的底线。北京市的公交车，离休人士能享受免票待遇，我在车上就曾看见售票员对持 离休证者白眼相待，甚至说一两句听著不舒服，又不好回应的话。其实，采取明补的办法更 好，北京公交司售人员的月收入与票款直接挂钩，免费乘车等于政府请客，司售人员买单， 岂不是制造矛盾？把城市老人分成两类，把离休人士置此尴尬地位，只为省几块钱车钱，不 值，带些小家子气。不禁想到，“小道聽消息，大道學社論”。正规的，官方的消息，传达 时必是“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衆”，不可乱了规矩。等到向全体群众传达时，几 乎是尽人皆知了。公、侯、伯、子、男。铁帽子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省军级、地 师级、县团级，不知有没有镇营级、乡连级…。长征干部、三八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四五年 以前参加革命的、四九年十一前参加革命的。等级文化无处不在，却又说“革命不分先後”。 在香港的这几天，由于地下管网施工而挖开路面的现象未见。北京的主路，从建成通车开始， 反复挖开，有的地段甚至一年挖开几回。立交桥建成没几年就又改造，说是“交學費”。 “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改了就是好同志”，到底是谁犯错误了？是哪位“拍板”者 随意拍板？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是不是为“拍板”者反复“交學費”了？香港路窄，车 多，不堵。多是单车道，繁华地段也只是双车道。去沙田看赛马，散场时，堵车（缓慢蹭行） 数分钟。去山顶（太平山）看香港夜景，如同到北京必登长城一样，坡陡，弯急，路窄。去 宝莲寺（大屿山）看大佛，大巴灵巧地盘山，从车窗俯视下方，路面几乎与车等宽，隔一段 有一个错车的位置。这两次沿狭窄山路长距离行驶，见证了只要是规矩合理，严格遵守，不 必三车道，四车道。北京堵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非机动车多。可是，两种车辆各行其道的路 段也常常堵。他们不超车，我们平时有加塞儿的毛病，在公共场所，没养成保持礼貌距离的 习惯，常常挤来挤去，开起车来老想超车，难免刮蹭、追尾。只怪那个年代净顾批修，没空 儿斗私，修不修早已无法论说，净剩下遍地的私。有流浪者露宿街头，未因“影響不好”被 “收容審查”，据说流浪者有权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有法轮功信徒，打著横幅静坐，无人围 观，无人干涉。在尖沙嘴火车站钟楼前的文化广场，我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向几位聊天的菲 佣（外甥告诉我的）讨要她们手中的零食。从衣著看，像我们北方人，可能是偷渡客。除了 我，周围没人关注，我只看见这一位乞讨者。十多天，公交车上，繁华的步行街，商店，没 见有人争吵。在我们北京，则是司空见惯。没听到汽车鸣笛，或慢行或停车，香港司机不鸣 笛，不催促，北京司机不耐烦，等不得。 房地产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必得盖楼，难免遗撒。几天来，几乎走遍大街小巷，不见工 地。我问外甥，他说：“咱們樓斜後方不是正蓋嗎？”我怎么没理会？第二天，特意走过去 看看。工地在楼群包围中，楼体被完全遮挡，没有洋灰搅拌机隆隆的声音，也听不到其他机 器的声音，没有高音喇叭的吵闹声，没有在地面指挥吊车的刺耳哨声。偶尔有卡车开出，车 身和轮胎都很干净，开过去路上不留痕迹。没有“迎×× 爭××”，“安全第一”，“質 量第一”……，光秃秃，什么标语口号都没有，无声无息。我们北京的工地都是轰轰烈烈， 只有在临近高考前的几天，附近居民以高考为由，有关部门一再过问，才能在晚上十点以后 停止噪音，整个工期，周围的居民只能忍耐，遗撒现象难以消除，我们可以提意见，他们连 意见也用不著提。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是一种氛围，受到感染又难以表述。赤柱岸边的 海神庙，面向大海，殿堂是敞庭，没有围墙，更无山门，海神面向无际的大海，渔船在海上 便可远远看见海神，庙宇色彩略显华丽，感觉快乐、安祥、富足。澳门屯仔有一座袖珍教堂， 礼拜堂面积虽小，堂顶高而修直，礼拜堂内明亮、庄严，小巧而不失肃穆。在北京，我参观 过一些博物馆，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内容丰富，美 中不足的是累，很累。多数是大玻璃柜里摆放展品，配以文字说明，如果不是目标明确，只 是泛泛地看，往往是虎头蛇尾，不胜单调、劳累，草草结束，辜负一片丰富的知识海洋。走 进澳门博物馆，不见宏伟厅堂，馆内曲折迂回，各成章节，每个角落都是一个特定环境，实 物、比例、光线、色彩，使参观者像是穿过时空隧道，身临其境，物我相融。不同的说法也 是收获。四大发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是全球公认的事，馆内展出葡人早我们几百年就 使用印刷技术，除非学者，一般人谁去考证。俄国人说，飞机、火车、无线电……都是伟大 的俄罗斯学者×××夫、天才的俄罗斯学者×××斯基…发明的。知识应在不同的观点中建 立起来，单一说法建立起来的结论，较为脆弱。历史需要考证，科学需要论证，从中学，甚 至小学就应及早培养思考、分析的习惯。遗憾的是，我们在学校学的知识都是板上钉钉式的 结论。一间中式房子，一家人正在打麻将。一组葡式楼房，色调浓重，光线柔和，参观者如 同走进童话世界。一条小河，岸上是木桶，低矮民居，船上的渔夫正在拢岸，光线昏暗，好 像亲临二百多年前，傍晚时分的澳门鱼村。时光远去的澳门街景，小贩或挑担或推车，还配 有音量恰到好处的叫卖声，我不懂方言，但觉身在异乡。馆内有露天茶座，有咖啡、点心， 还有图书。可惜时间有限，要不然，在这里呆一天，三层展区，反复仔细端详，绝对是一种 享受，且可带走无穷回味，细细咀嚼。走进澳门街边的餐馆，来到楼上，面积狭窄，屋顶低 矮，壁上挂的是海盗佩带的刀和其他海盗用具，油灯昏暗，就餐者如同走进十五、六世纪的 海盗船上。葡式西餐味道如何，并未留下深刻印象，却享受了一次难忘的“飲食文化”。北 京的东来顺，除了中央悬挂一块简易的、新的、小牌匾，上书“東來順”三字（没有落款） 外，无任何文化氛围可谈。我们晚九点才就座，边吃边聊，不到十点，尽管有两、三桌客人 还在用餐，服务员就开始彻底打扫餐厅卫生，人家下了逐客令，我们赶紧结帐走人。我说的 是2003年夏末，市场经济中的王府井“東來順”。 据说，香港有大小庙观五百多。大年初三，外甥带我们去“黃大仙”。我原以为大仙就 是“大仙爺”，就是黄鼠狼，何况还有一个黄字。七七事变前，我家暂住东四七条，偌大的 前后四进院子，还有东西两座跨院，只有我们一家几口人居住，房多，人少，大门紧闭，后 院就闹大仙爷。没听说谁家把大仙爷当神仙供起来。香港人有点怪，居然把黄鼠狼请进庙里。 去了才知道黄大仙与黄鼠狼无关，也没弄清楚供奉的到底是哪路神仙，老远便见烟雾缭绕， 刚进山门就已经睁不开眼了。善男信女，摩肩接踵，人人手举成把的燃香，熏得我泪流不止， 没进大殿，就出来了。上车后才想到没买门票。再回忆，庙门以外没有售票处。教堂、寺庙、 道观本不拒绝任何人走进圣殿，并不因身无分文而被拒之门外。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寺庙庵 观普遍收取进庙费，不同于布施，给人一种交易或消费的感觉。北京有名的宝刹灵光寺（八 大处第二处，供奉佛牙舍利）竟然把威严气派的山门改造成为一座烧香许愿的殿堂，僧侣俗 人穿墙（便门）出入，多了香火钱，少了些肃穆，神秘，平添了些许俗气。走近宗教，也能 感觉两制。 购物。逛街、购物是每天的主要内容。购物环境安静、整洁，铜锣湾、湾仔、中环…… 顾客虽多却不拥挤，售货员不主动搭讪，顾客没有被催买的感觉，可以从容挑选，而且还很 有价格安全感。书店顾客少，图书品种繁多，每册多在百元上下，我钱紧，喜欢特价，这里 没有；何况，还有“文化管制”，买了未必能带回去，没买。有一家台湾设立的图书馆，楼 上的阅览室面积不大，有报纸、杂志，未见谩骂、诋毁之词。朱德留有诗句“願將菊酒解前 仇”（契园赏菊），和平统一乃众望所归，北京与台北为对方各开一个“窗口”，必是一件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好事。如果把党的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那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头一件 大善事。参加过几回中等档次的宴请，以海鲜为主，吃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我说的中等 档次指的是在大堂用餐。十几桌，桌桌满座，有老有少，像家宴，像亲友聚会，没人劝酒、 吆三喝四、高谈阔论，餐厅明亮华丽，气氛温馨不喧闹，也没人大声使用手机，主导思想是 “尊重環境”，不必大声宣告“我在這兒哪”。平常，我们自己做饭，三天两头在附近菜市 买菜。这里的白菜一劈两半，可见价高。不还价，我们不懂粤语，并不影响成交。有一家卖 猪肉的摊贩，一位妇女正在买肉，我弄明白单价，请摊主也给我照样切一块（语言不通，傻 子过年——看界别儿），他听到我们的北方口音，抬头不屑地打量了一眼，故意抬价，从同 一个部位切下，差不多同样的两条肉，价钱却高出一倍，明摆著不打算成交。问他为什么两 种价格？他拿起肉来，往肉案上一摔，说了一句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再也不理我们了。三十 多年前，我住在宣外一条胡同，拐弯处是一家油盐店，副食本上的供应都在这里兑现，肉票 每人每月一张，一般是将全家人的肉票集中，分两次解馋。有一次，我去买肉，摆在案子上 的半扇猪，几乎是全白，明摆著，瘦肉被片去了。我拿著肉票指点著四、五厘米厚的肥膘盖 著一层一、两毫米厚的瘦肉：“這肉太肥”。店里的老刘皮笑肉不笑：“那，它就這麽長的， 我有什麽法子？”那年头，副食店的售货员，工资不高，级别不高，社会地位不低，都得哈 著他。每户每月二两芝麻酱，全在他老人家手腕这么一抖擞，或许有三两多，反正倒进瓶里 就不能再倒回桶里，照分量给钱就是了。本儿上的鸡蛋不能多买，可以多买一两个硌窝（有 一点裂，没破）的，完全破的就磕在旁边的碗里，价钱一样，不能让国家吃亏。遇到老刘高 兴，赶紧回家拿碗，这一碗鸡蛋端回家，一顿包圆儿（全吃了），如同小年。常言“店大欺 客”，一个人经营的肉摊算不上店大，难道三十多年前大陆的特色居然传到香港来了？不知 道菜市场的领导是哪位，没法提意见，何况身边没翻译。晚饭后和外甥说起这件事，他说： “有一部分港人對於回歸，心中耿耿，對待從大陸來的人抱不友好態度。不過，連買賣也不 顧了，很少。”其实，他们热爱中华文化，春节气氛很浓，那位肉摊老板穿的是中式对襟上 衣，柜台后上方供有关羽神位。他希望英国人管理他们，不喜欢一国两制，这不关我什么事， 不该拿我撒气。 个人与社会。北京人，家家装防盗铁门，低层楼房的窗户加装铁栏，为了安全，顾不得 方便，美观。香港人不是这样。香港马路上不丢井盖，路边的雨水口也未见缺失铁箅子，北 京市对类似现象拿不出好办法。我家门口的小马路，便道旁是草地，绿草中每隔不远有一盏 灯，高出草坪约半米，铁艺灯座托著灯罩，很有情调。不到半年，有一天散步时，看见每盏 灯都被砸碎，非常可惜。路边，几十个汽车临时泊位计价装置，还未启用，就被砸得东倒西 歪，我估计偷井盖的，砸路灯的，砸计价器的，十有八、九是外地人，是涌向城市的失去土 地的农民。我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理由，不过，一定有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找不 到工作，或是，找到工作却拿不到工钱，看著城里人住高楼，吃鱼肉，遛狗，他们该怎么想？ 北京人那么有钱是因为北京人贡献大？两种户籍，两种政策，农民的父母，农民自己，农民 的子女被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甚至连赖以活命的土地也失掉了，看不起病，念不起书，没 办法改变命运。偷井盖，偷自行车，偷隔离护栏，粘贴小广告，绝不是谋生之路，更不是发 财之路，只能战战兢兢勉强糊口。砸路灯，毁公物，藉以发泄郁闷不满。不是说“嚴重的問 題是教育農民”吗？结果却是教育农民者被农民实实在在地教育了。“和諧”不可能来自倡 导和说教。八九年春夏之交，为了反腐败，关心国运的人们，天天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 带聚集，那一段时间，北京的公交秩序，突然变好，“您先上”、“對不起”、“沒關係”、 “勞您駕”…，这些词儿已经久违了，人们不再为琐事争吵，车上失窃的现象也不见了。后 来，人们谈起那一段，对在北京街头少见的和谐气氛，很是怀念。那段时间，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感觉到，在这一特殊时期，自己责任重大，主人翁意识是建国以 来从未有过的。国人从来都是听报告，听指示，学文件，领会精神，谈体会，“統一思想， 統一認識”，甚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加深理解”。突 然，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依照宪法行使公民的权利，尽公民的 义务。既没教育，也没倡导，团结，和谐氛围，不请自来。孰料，风云突变，镇压过后是一 片死寂。人们在无法理解、万分悲愤的心情下又一次被“統一了認識”。和谐渐退，回归于 冷漠、无情、麻木。井盖丢失日渐增多，没丢过自行车的家庭属于稀有家庭。“三農問題” 成了问题，“下崗”、“待業”越来越普遍，有人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有人在贫困线上下 挣扎。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纷纷加入共产党，他们身兼剥削者与“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双 重身份，马克思主义被发展成一门十分高深难懂的“理論”。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不可能有 大款，不可能有个人资本，家庭中能有老三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经令人羡慕不已， 二十年后，其实，不过十年，甚至三、五年，个人资产就上亿，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不是 暴发？北京市一所非常有名的重点高中，政治课把关的教授级高级教师，在电视上做高考前 辅导，“中國目前有沒有剝削階級？”他十分肯定地说“沒有”。“民營企業家不是剝削階 級嗎？”答曰“中國是社會主義，有剝削現象，不存在剝削階級”。高三的毕业生不会被他 的狡辩愚弄，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诡辩，学到了“白馬不是馬，是白馬”。1949年前，中国最 大的资本家荣毅仁能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吗？那时中国有剥削阶级，如今仅仅存在一点“現 象”？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尽在“人民不宜”的阻隔下被筛选，被编辑，知情权大打折扣， 怎么当家做主？九七年香港回归，港人捐赠“複明列車”为边远山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 我从电视上看到，取下绷带的患者，被眼前景像感动得几乎下跪，流著泪连说：“感謝黨， 感謝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老百姓，头系羊肚巾，身著民族服，被招进人民大会堂，听政 府工作报告，“討論並決定國家大政方針”。还有那位睁大双眼、渴望求知的农村女孩，她 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为此，她十四岁就“當選”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乡亲们羡 慕她小小年纪当上大官，去北京开会。而为反腐败静坐的示威者，却倒在机枪坦克下面，如 此的“人民當家做主”怎不令人沮丧。先进社会应该是一个较完美的自动控制系统，只有正 反馈，没有或不允许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不稳定系统，必将发生自激。“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 是不稳定的前兆。哪里发生矿难，那里必有众多武警和110警车，“和諧社會”怎能靠倡导 和教育？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媒体不报道，知道的人很少，敢去告别的人更少。当天一 早，政府动用大量警车警力，玉泉路以西，警察比行人多，八宝山火化场停止一切业务，通 往火化场那条马路实行戒严，没有证件不许参加告别仪式，不许拍摄，站在远远的路旁拍摄 也不许。人民政府如此惧怕人民，怎么“和諧”？有的只是忍。其实，忍，代价更大，更危 险，双方都危险。 离开澳门前往广州，阴雨中小住三日。拜谒黄花岗烈士陵园，雨雾朦朦，安静，肃穆。 烟雨中游览七星岩，环顾上下左右，多天然，少人造，实在是“人在水墨畫中游”。不同于 上海外滩，珠江沿岸不繁华，不洋气，几只货运木船，停靠在较远的对岸，漫步于岸边，不 觉又是半天。香港回归已过去四年了，两制的根本区别何在？他们有股票、期货、买空卖空， 我们也有。他们有资本家，我们有民营企业家，而且处于世界排行榜前列。他们有剥削，可 是，不允许拖欠工人工资，我们不仅有剥削，甚至不给工钱，一拖数年，欲告无门，成为国 内普遍现象。天赐良机，四川妇女熊德明巧遇温总理，鼓起勇气告御状，才得解决，被拿不 到工钱的打工族羡慕不已。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反而成了“天上掉餡餅”，为此， 她被评为年度十大杰出人物，实实在在是我们这一制的悲哀和无奈。只有当“問題到了非解 決不可的時候”才能摆到领导的议事日程上。久拖多年，逼出人命，几经上告，无人过问， 被“焦點訪談”曝光，接下来必是引起“當地領導高度重視”。如何解决？则是“請看後續 報道”；然而，“後續報道”如“泥牛入海”。好大的一个国家，只有一家“焦點訪談”， 真担心他们“五癆七傷”。他们有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员，我们有下岗待业人员。至于贫 富悬殊，不论是差距本身还是两极分化的步伐，他们都差得远。罗湖口岸、拱北口岸隔开的， 是“民主”和“人權”。 “爲黨，爲人民”，党在先，民煞后。“党的利益高於一切”，“民族利益”呢？把 “民主”和“人權”视如洪水猛兽，视为现代文明的“敗筆”，却又奢谈“社會和諧”，会 有这等好事吗？有的只是群体忍耐、群体沉默，于无声处不是和谐稳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