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谈“半生为人” 张耀杰（北京） 2005年8月27下午，徐晓女士在三味书屋主讲“个人经历在什么意义上才有价值？”笔 者专程听讲并做了简单笔录。现根据颇为凌乱的笔录整理成文，为了行文的方便，个别话语 的前后顺序也稍有调整，特此说明。 一、个人写作与历史使命 徐晓的讲演是围绕着自己的新书《半生为人》展开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徐晓写道： “我愿将此书当作一束野菊花，献给爱过我和我爱着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是——周郿英、赵 一凡、刘羽……” 赵一凡的父亲是一名被打成“托派”的老共产党员，赵一凡上小学时被压塌了脊梁骨， 从此成为用双拐活动的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赵一凡自学成才且知识渊博，家里成为各路精英 聚会的沙龙和各种地下手抄本的中转站，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徐晓17岁时走进大自己20多岁的赵一凡家中，等待她的是1975年1月28日的牢狱之灾，罪名 是“莫须有”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同案犯中有北京的赵一凡、徐晓、郑红丹，太原 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赵凤歧、张瑉，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等数百人。 出狱之后，赵一凡为了让徐晓走出精神困境，给她介绍了地下文坛的赵振开即北岛等人。 1978年冬天一个周末的晚上，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徐晓，按照惯例到朝 阳门前拐棒胡同看望赵一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见到了正在张贴《今天》创刊号的北岛、 芒克、陆焕兴。随后，徐晓在三不老胡同的北岛家中，认识了加盟《今天》的志愿者周郿英、 王捷、李南、程玉、陈彬彬等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今天》相继推出了北岛、郭路 生、芒克、钟阿城、顾城、史铁生、蔡其矫、舒婷、黄锐、严力、曲磊磊、马德志等文学家 和艺术家。随着西单民主墙被强行封杀，《今天》也被迫停刊。几年后，周郿英成为徐晓的 丈夫。1988年，赵一凡去世。1994年，周郿英去世。2004年，作为《今天》发起人之一的刘 羽去世。 关于《半生为人》，徐晓介绍说：这部书首先是个人写作。近来以个人经历写作的著名 作家，主要是章诒和、高尔泰等人。高尔泰到美国10多年，一共才写了30多万字。他的《寻 找家园》用很简洁的文字书写了几十年的往事。章诒和从1980年回到北京就开始写作《往事 亲不如烟》中的几篇文章，先后写了20多年。写小说遇到过不去的“坎”可以虚构，写纪实 的东西遇到过不去的坎，是不能够虚构的。 我们为什么要写个人经历呢？章诒和在“序言”里说过，写作的动机是寻找继续生存的 理由。高尔泰也说“我把石头放在地上，总比我扛着推着要好一些”。我正在编“高尔泰文 存”，这是他写在序言里的话。我的《半生为人》前后写了10年，10年当中一年写一篇或两 篇，不可能连续写作，写得比较慢。《最后的五月》是我先生周郿英去世后写下的第一篇， 我不梳理过去的生活就不能面对未来，当时甚至没有拿出去发表的想法，这样的写作动因是 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原因。对于我自己来说，不写是不行的。进入历史的需要是 很靠后的因素，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这才有了使命感。 二、绝对是很重要的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态度，徐晓表示说：我现在的态度是对别人要相对一些，对自己尽可 能用绝对的观点，绝对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写与《今天》有关的历史。10年以后我发现我所写的人物都是和 《今天》有关的。今后若干年我也将不断重复这样的精神体验，我愿意称之为我自己的精神 生活。有人问我：“你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有趣，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就这么简单啊？”我 说：“让你去选择坐牢，你会觉得有趣吗？”不过当他说到我所写的东西有意义的时候，我 还是挺感动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评价为好的和值得的。比如赵一凡，我认识他时才17岁。 我儿子现在也是17岁。如果他认识这样一个朋友，我会急死的。两年以前，我儿子认识一个 理发师傅，他被对方迷住了，他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理发，而且还赠送礼物。我不同意他 这么做，我觉得社会上的这些人怎么可以放心呢？赵一凡是一个瘸子，没有工作，我整天跑 他那里聊天，我父母当时要是知道是不会同意的。 前不久有一个研究文革的美国博士采访我，他总想从我嘴里得到文革比现在更好的结论。 他问我：别人都说文革是荒漠，你们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怎么能说是荒漠呢？我说那个时 代我们能读到的书，不会超过100本，我个人读过的书不超过30本。有很多人因为读书和传 递手抄本坐了牢，我自己就是因为读书坐了牢。 从绝对意义上，现在什么都有丰富了。我们同时又觉得是物欲横流，生活得很浮躁，这 也是绝对的。我小时候不可能说自己要嫁一个大款，现在的女孩子就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有 人问我，你们出版《今天》就没有想到赢利吗？那时候连摆摊卖花生米都不允许，出版《今 天》怎么会想到赢利呢？ 你不能说《今天》的这几个人就是先知先觉。我希望将来能写一本书，把横向的、这一 小撮人生长的土壤写出来。我不仅要还原事件，还要还原背景、还原氛围。我的书中有一篇 《精神流浪者的重访》，我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写出《今天》的潜意识。像陈加明、多 多、芒克都会唱歌，北岛是练男高音的。他们就是这样玩起来的。高干子弟家里有西方的唱 片，接着又接触到了西方的诗歌，这些人都是到了农村又从农村跑回来，读读书听听音乐， 然后才开始搞创作的。当时民主墙上有很多杂志，其中有3个文学刊物，《今天》第一期出 来，马上就引起大家的注意，还在当工人的田晓青从第二期就开始投稿，这说明《今天》还 是有实力的。《今天》中的很多人现在都不写诗了，田晓青现在还在写。 三、文学界这10多年是最堕落的 有人说我很乐观，其实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孙郁的文章我觉得特别好，其中他提到，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越来越小。《南方周末》上止庵借我说的“新人的故事”对我进行置疑， 说《今天》的朋友们抛弃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去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还不够，我们是 面具或者符号式的新人。他对我们这一代或一群人提出置疑，我觉得特别好。包括北岛最近 几年在国内出的三本书，让人们重新关注北岛，这些东西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用顾城的话说， 《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它两、三年就迅速瓦解，80年代末纷纷出国。大部分人沈寂了， 只有几个人在坚持写作。其中最棒的是北岛，他在海外脱离母语的孤独中坚持写作。国内的 大部分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还在坚持写作的只有田晓青和刘自立。 文学界这10多年是最堕落的，日本的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是有人类关怀的。我编 过他的文集，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中国作家在社会现实面前全部失声了。有一个很著名 的诗人对我说：“蒋彦永很好，木子美也很好。我既支持蒋彦永也支持木子美。” 我认为文学终究是要走向边缘化的。北岛比较倒楣，那时候没有人给他出诗集。《诗刊》 当时可以发行上百万份，现在连2万份都到不了。《今天》在海外复刊后，我也帮他们组过 稿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好稿子了。 四、要坚持就要付出代价 我认为从来没有完整的真实。一个杯子，这一边画了一个图案，另一边画了一只兔子， 我不能透过杯子看到那一边的兔子。关键要有真诚的心态。 比如我写的刘羽这个人，他和我们一起办《今天》，文革期间他说过“所有的人都会犯 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三段论，因此被关了三年牢。由于恐惧，他退 出了这个群体。他生活得非常失意孤独，出国去过得非常艰难。后来发现得了癌症，他把所 有钱用在几个月的治疗上，然后就去世了。他最后什么也没有了。 李南也是当年参加《今天》的人物。20多年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现在穿的衣服还是 20年前的，只是汽车月票由原来的4块钱换成了40块钱。朋友们送她衣服，她说你送我10年 前的，不要送我两年前的。 对我来说，书写回忆是特别现实的事情。这些事情标志着现在也标志着未来。我不是当 成职业写作，我特别害怕职业写作，我写得很少也很慢。所有这些写作都面临着真实的问题， 一方面是客观的真实，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发生在北京还是上海，是冬天还是夏 天，这是不能改动的。另一个是内心的真实或者是本质的真实。 有人写过一本《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我看了特别震惊，里面说我在监狱里听说 “四人帮”倒台了，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帮”。……纪实类的文字第一要做到准确，做到准 确并不难，第一是诚实，第二要有责任心。 我比较一根筋。我17岁时肯定不知道这样走的结果是坐牢。别人告诉我被盯上了，我当 时觉得盯上就是要办学习班，因为我在学校里也给别人办过学习班。我没有想到被盯上是要 和公安人员打交道而且要坐监狱的。到了办《今天》的时候，只有我是清楚的，因为我已经 走过一次了。 人一辈子可以自己选择的很少，更多的是迫使你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从另外一个意义上 说，你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既有年轻人的激情，又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从这 个意义上说还是有选择的。只是我们没有像12月党人和职业革命家那样，自觉地选择清教徒 式的生活。 我坐监狱的结果，是给我自己带来了正面的思想资源，有些人包括参加民运、六四的人， 坐牢后沈沦消极的更多一些。 前些年我当编辑做得还不错，出版社为了收买我，给我一个副主编。对于我来说一切都 没有改变，也没有多上班，只是收入多了一些，但是我内心很不舒服。辞掉副主编以后就自 由多了。李慎之去世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没有辞职我就不可能那样写。人总会有一个个人 角色和社会角色，如果不太在乎社会角色，就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生长出一些东西来。 我写作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心态，这个问题一直在解决着。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能够 接受新东西的人，超级女声我可以和年轻人一起看。不能说那个时代好还是这个时代好，关 键是如何面对现实和如何认识自己。那个时代真的比现在困惑多了，我们整天都在写信写日 记，现在骗骗自己能够混过去就行了。要坚持就要付出代价，那个时代是要坐牢的，这个时 代一般是没有人理你，你要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 五、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 不知道是什么由头，让徐晓谈到了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她说：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人 关注周国平和曹天予的案子。我觉得周国平与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在文章中写到了 郭世英。郭世英这个人物很值得写，还没有人作为专着写过他。郭路生作为诗人出现与郭世 英就有关系。张郎郎听说郭世英被捕后开始逃跑，逃跑前写下“相信未来”4个字。郭路生 接着写了一首诗“相信未来”，后来就发表在《今天》上。 曹天予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们回北京了，请你来聊一聊”。见面一聊，谈的是 告状的事情。我说我可以约一些记者采访你们，通过媒体逼迫有关方面拿出当年的档案来， 但是我不赞成告状。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法院竟然就给立案了。法院要是证明确实是曹天予陷害了郭世英， 那么他就是杀人犯，应该怎么处理他呢？我们内心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的，谁是一个坏人，谁 是一个无聊的人，看了相关的回忆就清楚了。用个人经历写作，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你 可以随时面临尴尬。如果你是真实的人，你就不能回避这些事情。我说个人书写是个人的精 神生活，自给自足，自己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如果他同时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自己也就有 了一种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