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主党观 刘飞跃（湖北）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诞生以来，争议一直很大，反对组党的大有人在。他们的疑问主要 有这样一些：当时具备了组党的条件吗？舆论、理论准备好了吗？组党是不是有作秀之嫌？ 是不是一种机会主义、风头主义？98组党遭到了当局的镇压，给民运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98年我在秦永敏先生租住的房内第一次听到浙江组党的消息，当时的第一自我感觉是组 党的条件是否成熟，是不是过于急躁了？我对秦永敏先生讲了这个想法，他似乎也认可。时 间转眼过去了四、五年时间，我越来越觉得98组党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中国民运进程中 的一件大事。 从组党的结果来看，能够让分散在全国各地众多的民运人士归属一个旗号，实非容易。 要知道不同的人的背景、认识、利益各不相同！有了这种基础，我认为中国民主党已具备了 成为一个全国性反对党的雏形。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有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只要我们运作得当，就会有力推进民运的进步。至于说组党的结果是招致了镇压，损失很大。 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98年因组党而直接入狱的人并不多，我本人是湖北民主党的发起 人之一，至今是自由身。在高压政治环境下，任何动作都会遭到镇压，要想不损失除非不做 事。这两年不是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就有几位朋友身陷囹圄吗？98组党推进了民运的 进步，扩大了中国民运在国内外的影响，其成效大于损失。 98组党最大的意义在于组党的方式，给我们开展民运提供了新思路。98年浙江及随后各 省的朋友组党采取了“送上门”的方式：主动、公开到各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一招不仅 新鲜而且管用。一方面它利用了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人们组党结社的权利，有效地开展了合法 斗争；另一方面有了这种道义上、法律上的支持，他公开挑战共产党事实上对组党的禁锢。 这样做理直气壮，当局一定会有点左右为难。这是典型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是对当局事实上 剥夺人们组党结社权利的不服从。在当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方式是最可取的、最可行 的。在98民主党成立前还有其他一些政党和社团，他们采取了秘密的传统结社方式，其结果 是他们的影响远赶不上中国民主党，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受到的镇压却是全面、毁灭式的。 我相信98组党所昭示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在今天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现在来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几个问题。关于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各方面是不是准备充分 的问题。这些条件主要是针对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具有实质意义可实际操作的组党结社而言 的。98组党显然不是要组建一个立即能实际运作的政党，它对各方面的条件要求并不高，只 是组党的第一步，其象征意义是第一位的。至于说组党是沽名钓誉、出风头、作秀，这些说 法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样说对浙江的朋友尤其不公平。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组党是严 肃、认真和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也完全是为了推动民运的进步。当然我也同意，后期的一 些做法有抢班夺权之嫌。 最后我想谈一谈民主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现在海外民主党不止一家，国内民主党 也不止一派。对民主党的分裂，第一我觉得要严厉抨击，第二要正确认识。不能过于悲观， 也不能掉以轻心。民主党的四分五裂严重损害了民主党的声誉，阻碍了民主党的发展。许多 人对民主党的批评即源于此，许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分裂对民主党望而止步，许多人就是因为 毫无意义的抢班夺权而心存厌恶。民主党的现状我觉得对不起浙江的首义之举，那些民主党 内的大人物们还是应做到“公心至上”而非“私心至上”。 对民主党的分裂，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悲观。古往今来的许多组织、许多团体都闹过分 裂，当年的“毛主席”不是被逼得跳过河吗？换一句说，有限的分裂是难以避免的，是一种 正常现象，我们大不可谈分色变。民主党的分裂有它的客观原因。当前恶劣的政治环境、各 地朋友之间缺乏沟通、民主党的开放式加入方式、党内领袖级人物的缺乏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当客观环境好转后，我们完全可以用民主的原则、用选举的方式、用宽容的精神对民主党进 行多元整合。 以上这些文字作于几年前，一直没公开发表，今天我仍然认可其中的主要观点，但这些 年又有一些新认识，写出来作为补充。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我承认需要组织、需要旗帜，但 目前我们这场民主运动是一场和平环境下的非暴力运动，我们是不需要枪杆子、不需要组建 军队的，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就注定了这场运动具有一些区别于传统政治运动的本质属 性，就要求我们摒弃一些传统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运作方式。如传统的政治运作模式首先要求 秘密的组党结社，以发展组织为中心，以关注政治问题为目标，我想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 映。关于组织建设，我并不反对，如果一定要搞的话，我希望能延续98年浙江王有才等人的 思维模式，或者说找到类似的方法。我个人的思考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在深 入民间维权抗争的过程中慢慢把人员、组织理顺，是不是可以先要组织之实再要组织之名。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在现阶段发展组织不应是我们的重点。时代给了我们维权做事的机会， 抓不住这个机遇和空间就是我们的责任和水平问题。相信我们在深入民众的过程中会找到更 多的机会，会夯实民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