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的怀念 高文谦 一晃胡耀邦已经走了十七个年头了。今年是他九十岁冥诞，网上的纪念文字多了起来。 大陆官方也准备举办纪念活动，在政治上大做文章，缓和一下眼下大陆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 矛盾。本来，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但一些纪念文字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一些封尘已久的 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与胡耀邦的一面之缘 我与胡耀邦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1976年11月中旬。当时刚刚粉碎 “四人帮”，举国欢腾，人们大多沉浸在兴奋之中。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已是肺癌晚期，病 情日重一日，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全家人的心情悲喜交集。母亲在文革中因“炮打”康生、 江青、张春桥等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现在终於有了出头之日。父亲在最后那段日子里 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父亲的遗体告别是在三Ο一医院的地下室里举行的。在此之前，我们几个儿女在草拟参 加父亲追悼会的生前友好名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耀邦伯伯。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五十年 代曾在团中央工作过，胡耀邦是老领导；另一方面，也是还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父亲1972 年从干校回京后，一直因母亲的问题被“挂”着，1975年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后，才重新恢 复了工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父亲又被批为“还乡团”，和胡耀邦处境相同。 胡耀邦在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时冲锋陷阵，是当时的“四大干将”之一（其他三人是张 爱萍、万里和周荣鑫）。1976年春天，父亲顶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曾借看病的机 会，悄悄探望过正在三Ο一住院的张爱萍。父亲在临终前也一直惦念着胡耀邦，问他的情况 怎么样了？在安排父亲丧事时，我们听说胡耀邦正在科学院监督劳动，不知道他能不能来， 但我们真心希望他能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这对父亲也是一种告慰。还好，经过联系，科学 院答复，祇要不见报，就可以参加。后来听说，胡耀邦从此获得了外出参加活动的自由。 记得遗体告别那天，正来寒流，三Ο一医院的地下室里阴冷阴冷的，寒气逼人。父亲的 遗体告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京军队老干部中举行的第一起。人们劫后余生，压抑了十 年的悲情，终於可以倾泻了，气氛格外悲痛。那天很多军中元老都来了，其中罗瑞卿架着双 拐，一步一步地挪动，拒绝别人的搀扶。在三Ο一住院的张爱萍也执意要来，他穿着病号服， 拄着拐杖，缓缓地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 在遗体告别快结束的时候，站在母亲旁边的文宜小声告诉我：“耀邦伯伯来了”。我听 见胡耀邦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母亲说：“天辉同志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一句话说到母 亲的伤心处，眼泪扑簌而下。耀邦伯伯劝母亲节哀，然后和子女们一一握手。耀邦伯伯和我 握手时，我注意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由家人陪同，而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不过后边跟了一 个看管他的人。那天，耀邦伯伯穿了一件旧呢子大衣，没戴帽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小 个子，说话有点口吃，但眼睛很有神，握手也很有力，走路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六十开 外的人了。 一年后，胡耀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曾经多次回想 起耀邦伯伯在父亲追悼会上的情景，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定格在脑海中。没有想到，这个曾 经和我握过手的“小个子伯伯”竟然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他的死，引发了声势 浩大的八九民运，最后以六四屠城收场。这一事件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许多人的命 运，包括我自己。 胡耀邦指点，父亲得平反 父亲一直把胡耀邦看做是可以交心的老领导。父亲当年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中 参加了民先，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后又到晋察冀根据地。在解放战争 中，和胡耀邦同在华北，算是一个山头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在中共队伍里为数 不多，出身也不好，背负“原罪”的包袱，总是受到工农出身的老红军的歧视；而“红小鬼” 出身的胡耀邦则是一个例外，在党内幷不多见。 建国后不久，父亲调到总政青年部，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随后又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 被选为团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听父亲说，那时几乎每星期都要到团中央 去开会，参与团中央的各种活动，还几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苏联东欧。这段期间，父亲 与胡耀邦的交往多了起来。父亲说他为人坦诚，思想开明，关心干部，值得信赖。为此，父 亲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乃至受到的委屈和苦闷，讲给他听，从中受益非浅。 正是在父亲参与团中央工作期间，我第一次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小的时候，我 口吃得很厉害，一看见生人就紧张，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父亲告诉我胡耀邦也口吃，他有 一套对付口吃的办法，就是说话拖长声，遇到说不出来时，就用“啊——啊——这个这个” 来过渡，让我学他。这种办法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自然不大灵光，但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胡 耀邦”这个名字，知道有一个人，是父亲的领导，说话也口吃，但这幷不影响父亲对他的敬 重。这让我心里感到释然。 父亲为人正直敢言，不会搞吹吹拍拍的那一套。这种性格在中共官场自然吃不开，在劫 难逃。1958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母亲随杨献珍到河南蹲点，把当地刮“共产风”和瞎指挥 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此很有看法。庐山会议后，军委总部机关开展了“反右倾 斗争”。因父亲对顶头上司、总政组织部部长刘其人的一言堂作风提过意见，刘就借“反右 倾”运动，非要把父亲打成“彭黄分子”不可。幸而父亲没有和他交过心，所以后来没有整 出多少有分量的反“三面红旗”的言行来，倘若像和胡耀邦那样交心，那就糟了。当时揭发 父亲的一大堆材料中，没有一条是团中央那边检举的。现实问题整不出来，就整历史问题， 历史没问题，就挖家庭出身。父亲出身不好，最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留党察看，发 配西藏充军。 父亲在西藏吃了不少苦，几乎葬身在大雪封山的二郎山，祇是因刘其人后来下台，父亲 的问题才有了转机。回京后，父亲为自己平反的事四处奔走申诉，可是阻力很大，没有人愿 意出来讲话。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胡耀邦得知后，借团中央领导在颐和园聚 会的机会，把父亲叫了去。劫后重逢，父亲很激动，一股脑地向胡耀邦诉说自己的冤情和处 境，表示自己本来没有多少反“三面红旗”的言论，总政却硬要维持原来的结论。听完，胡 耀邦没有直接表态，祇是问了一句：“你对‘三面红旗’怎么看？”父亲没有想到胡耀邦会 这样问他，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弦外之音。父亲后来多次和我们谈起这 件事。 后来胡耀邦给父亲出主意，让他去找罗荣桓谈一谈，说罗元帅是真心爱护干部的，在军 队中有威望。父亲原来也有这个想法，祇是罗帅当时已经得了重病，在家养病，不便为个人 的事前去打扰，所以一直踌躇。听了胡耀邦的指点，父亲鼓起勇气，闯到帅府，自报山门， 果然获得接见。罗帅靠在床上，听父亲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坚持不了，就让夫人林月琴 接着听。随后，罗荣桓抱病在一次全军高干会议上为父亲讲了话，父亲的问题才平了反。不 久，罗就过世了。父亲对罗帅深为感激，一直记在心里。 父亲平反后，总政在工作安排上仍百般刁难，非要把他踢到外地去。胡耀邦知道后，主 动邀请父亲去团中央工作，这样可以留在北京，也脱离了总政的管辖。父亲十分感谢胡耀邦 的好意，一度动了心，认真考虑转业的问题，后来有了到总参工作的机会，此事才作罢。为 此，父亲对胡耀邦一直心存感激，多次和我们念叨起胡耀邦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援之以手，说： “耀邦古道热肠，真是好人啊！” 在文革狂澜中，团中央因派工作组的问题最早受到冲击，胡耀邦为“三胡”之首，更是 首当其冲。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阴沉着脸，一问才知熟人告诉他胡耀邦被批斗得很 厉害。父亲心情沉重，在饭桌上咳声叹气，对文革这种搞法想不通，曾让我们四处打听情况。 后来团中央派人来调查胡耀邦的“问题”，当时还在位的父亲不客气地给顶了回去。不久， 因受母亲问题的牵连，父亲自己也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批斗。 1969年，父亲下放到河南干校，一呆就是四年。那里是穷乡僻壤，消息很闭塞。每天干 完活，吃过晚饭后，我都陪父亲在乡间小道散步。父亲和我谈起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很多往 事，其中包括和胡耀邦的交往。林彪事件后，干校的人心马上就散了，小道消息满天飞。 1972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过年，当时父亲刚刚获准回京看病。我拿来一份从北京传来的毛 泽东点名解放老干部的名单，其中有胡耀邦。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说要庆贺一番，骑车到集 上买回鲜鱼，亲自动手做了糖醋鱼，还喝了一种当地自产的奶油蜜酒。这是父亲自文革以来 最高兴的一天。 1972年，父亲从干校回京，住在总参三所。当时，很多被扫地出门的军队老干部都在这 里落脚。人们多方打问老战友的下落，互相走动探访，劫后重逢，别有一番滋味。父亲回京 后，曾向熟人打听胡耀邦的的消息，但不得其详。说来也巧，后来两人竟在家门口邂逅相遇。 当时我们家和萧向荣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一天，父亲听到敲门，开门一看，竟是多年不见 的胡耀邦！原来胡耀邦来看望萧向荣，敲错了门。胡耀邦指点着父亲，说：自共青团九大一 别，多年没音信了，没想到你老兄竟然在这里！父亲也大喜过望，连忙陪胡耀邦上楼找萧向 荣，三人相谈甚欢。父亲还专门让文宜做了两个拿手菜——麻婆豆腐和酱爆里脊，端上去喝 酒助兴。 后来，父亲专门向胡耀邦谈了自己的问题。胡耀邦听说母亲是因反康生、江青、张春桥 这些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很同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不过这对父亲 已是不小的精神安慰。总参三所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后来批邓时被指为“散布政治谣言” 的大本营），父亲常把听到的一些消息转告给胡耀邦，胡耀邦也找父亲问起过张春桥的往事。 两人对政治上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时，他们就用手语代号，竖 起大拇指代表毛泽东，在手上写“三点水”表示江青。四届人大前夕，我从东北回京探亲。 临走前，父亲让我和他睡在一起，彻夜长谈。父亲告诉我围绕组阁的党内斗争，对毛有意重 用江青一干人的局面忧心忡忡。父亲还告诉我，他和胡耀邦也谈起过，说胡是老干部中最敢 言的一个。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是在总参机关打响的第一炮。这年夏天，父亲重新恢复了工作。 杨成武指定父亲协助他抓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这两件事，幷特别指明这是邓交代的。 父亲领了尚方宝剑，又有挨整的切身体会，全力以赴推动总参各部局的落实政策问题，但阻 力很大。父亲常在饭桌上慨叹：解放干部真难啊，难於上青天！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大刀 阔斧抓整顿，在京城政治圈中不胫而走，父亲引为同党，说是一条船上的夥计。不久，形势 逆转，批邓反右铺天盖地而来。胡耀邦在科学院挨批斗，父亲也被批为“还乡团”，一同落 难。父亲当时心情很不好，在参加周恩来的追悼活动时，得了重感冒，不久发现得了肺癌， 几个月后就过世了。 时势造英雄。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 眼光和大局观。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京城政治圈中就传出胡耀邦托人捎给叶剑英的 “中兴三策”，记得第一条是停止批邓，第二是平反冤案，第三条是抓生产。那段时间，毛 泽东这尊多年来盘踞在人们心头的神像轰然倒塌，民众的思想空前活跃，人心思治。胡耀邦 凭藉自己的才能，很快脱颖而出，出任中组部长、中宣部长和中央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中共 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重要领导人。 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远见卓识，而且还有胆略，是个实干家。粉碎“四人帮”之初，积 案如山，百端待举。他受命於危难之际，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打破“两 个凡是”的枷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给五十万右派摘了帽。那段时间局势变化很快， 真有点令人目不暇接。胡耀邦不负众望，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开创了后来的邓小平时代。可 以说，没有胡耀邦的沖坚陷阵，就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春。 这段期间，我恰好与胡耀邦的女婿刘小江在一个单位工作，彼此成了朋友，常在一起下 围棋。当时小江刚刚结婚，就住在胡耀邦家里——富强胡同六号。我曾去过几次。那是一个 不大的四合院，在灯市口附近，很老的房子，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后来我也准备结婚，需要 置办点傢具，小江还特地把自己的傢具票让给我。记得我去取傢具票时，小江说老头非常喜 欢和青年人交朋友，想给我引见，可惜当时胡耀邦正在和人谈话，不好进去打扰，失去了一 次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 不久，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单位里有不少团中央来的人，思想活跃，带来一 种明显不同於党的机关的作风，其中有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和刘崇文。工作之余，他们和我谈 起过一些胡耀邦的往事。当时，胡耀邦的家已从富强胡同搬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就任总 书记后，中直管理局本来已经为他在中南海里找好了房子，就是当年汪东兴大兴土木盖的常 委楼，但胡拒绝搬进去，而是搬到了北长街的一座小院，与中南海祇有一墙之隔。平时，他 幷不住在家里，为了进出方便，在中南海东墙上开了一个小门。 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文献研究室的主管一直是胡乔木和邓力群，成为党内保守派的 重镇之一。胡、邓两人经常利用编辑文献的权力，煽风点火，向改革派发难。像叶剑英说过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在正式发 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又如，邓小平关於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也被胡乔木利用当时发 生的波兰事件进言后，束之高阁。 回想起来，文献研究室在几次大的风波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面一有风吹草动， 机关马上传达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倒胡倒赵的消息传得很快。其中像1983年初，陈云在 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上批胡耀邦，份量很重，机关随即流言四起，传出中央要开会解决胡 耀邦的“问题”，气氛很紧张，颇有文革再起的味道。后来听说被邓小平制止，表示“胡、 赵格局不能变”，这才算完事。“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如此。记得传达时杀气腾腾，矛头所 指，呼之欲出，真让人替胡耀邦捏一把汗。后来胡、赵两人联手，再加上万里、方毅等人的 抵制，“清污”运动才不了了之。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机关的龚育之参加了文件的起草， 经常回来吹吹风，谈一些胡耀邦的想法。记得当时决议避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 法，改从正面提出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引起激烈争论。尽管 胡耀邦从中调和，但仍在六中全会上惹出风波，陆定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内容，赢得 全场的掌声。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给压了下去。记得在机关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 已经闻到火药味。后来才知道，这祇是个导火索，胡、邓交恶的真正原因，是在邓退休的问 题上，胡耀邦犯了忌。 这年底，大学生闹学潮，更是火上浇油。过了年，风声越来越紧，机关有人已从胡耀邦 没有参加黄克诚的追悼会预感到要出事。记得消息公布的那天下午，机关通知当晚有重要新 闻，我感到不大妙。当晚，我和妻子到六部口音乐厅听音乐。我心里有事，一去就让服务员 把休息大厅里的电视打开，果然播出胡耀邦辞职的消息，结果心情全无，回到家后，跑到同 院老友廖逊家里，谈了很久，为胡耀邦感到不平，心情沉重。从此，国家进入多事之秋。 中共领导人中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 胡耀邦下台后，为了避嫌，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刘小江家。事情告一段落后，我才去 找他，虽说是去“手谈”——下围棋，实际上却是想谈“国事”——瞭解胡耀邦下台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但小江的口风很紧，不大愿意谈。直到1989年3月，胡耀邦去世前的一个月， 我又去小江家时，他才比较详细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三叮嘱我不要传出去。现在已经 事隔多年，谈出来也无妨了。 据小江说，胡耀邦虽是总书记，但日子幷不好过，夹在邓小平、陈云两个老人中间，很 为难。陈云早就对胡不满，邓小平开始还支持胡，但胡乔木、邓力群两人老到邓的耳边吹风， 告胡的状，邓慢慢听进去了，认为胡要树自己。接下来，邓在自己退休的问题上，对胡结下 了更大的心结。邓曾和胡私下交换意见，表示自己准备“全退”。胡耀邦不知这是在试探， 表态赞成，幷表示自己“半退”。结果邓认定胡想取而代之，於是借着闹学潮，声色俱厉地 批胡，同时在家中开会布置拿掉胡。 胡耀邦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平时一个人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决定辞职前，曾回家开 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一致反对他辞职。胡当时答应了，但回去后又改变了主意，一个人在 办公室里写了辞职报告。事后，胡对家人说，当时批得很厉害，逼他辞职，数王震最凶，说： 谁赞成小平同志退，谁就是三种人！幷威胁要把胡抓起来。胡不愿牵连家人，自己也想安度 晚年，以为提出辞职就可了事，谁知邓小平决定扩大范围，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幷亲自 坐镇，要把胡批倒搞臭。会上，与会者群起而攻之，批胡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是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一个人就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还把胡对“生活会”想不通的 “私房话”揭发出来。 为了检讨过关，胡耀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还批了方励之、刘 宾雁、王若望三人，说自己成了坏人的“保护伞”。事后，家人都说他不该这样给自己泼污 水，他自己也后悔了，感到对不起方励之等人。就在我们这次谈话前，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周恩来传》上卷刚出版。小江告诉我，老头正在看，对周在党内斗争中忍辱负重，屡屡检 讨感触颇深。我想这是同病相怜，有感而发吧。当时我在周组工作，小江说，有空时让老头 和你谈谈。我非常高兴。可惜，这一次又落空了，而且是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一个月后，胡耀邦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后来听文青说，胡耀邦被抢救过 来以后，他的岳父吴蔚然前去查房，那天胡精神很好，还和吴蔚然聊起天来。吴告诉他，自 己和高天辉是儿女亲家。胡感到很惊奇，幷说天辉同志是个好同志。然而，几天之后，胡耀 邦便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去世那天，天色晦暗，细雨霏霏。噩耗传开，人们纷纷前往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 家祭奠。我是和机关的人一块去的。灵堂正中挂着胡耀邦最近的一张生活照，面容憔悴，眉 宇间透着忧思。胡的家人守在一旁，记得当时是胡德平和刘小江在场，悲痛不已，泣不成声。 我祇是紧紧地握了一下他们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随后，胡家专门给我送来参加追悼 会的请柬。 追悼会那天，气氛压抑紧张，会场秩序紊乱，站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前面的情况。我索 性跑到后面，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玻璃窗前，望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百感交集。戈扬老写 的那首“这一边，那一边”的诗，很能代表当时我的心情。局势已是山雨欲来，我知道这回 是非流血不可了，但后来的结局比预想的还糟。当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车，大开 杀戒，血洗京城，历史的伤口至今仍未愈合。 十几年来，官方一直压制民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胡耀邦幷 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然而惟其如此，更让人感到他的可亲可敬。 他居庙堂之高，心怀天下，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后一个理想主义 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人民一直怀念他。“活在人心便永生”。每到清明 节和忌日，胡耀邦在江西共青城的墓地都是一片花海，前往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这便是天下 归心的证明，足为后来当政者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