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宾雁老师 （澳门）程铁军 第一次见刘宾雁是1978年冬天，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读硕士。那时社科院没 房，暂时借住在北师大西南楼，上课则在教三楼。一天刘老师来师大演讲，谈他写作《人妖 之间》前期后后的情况。那时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洛阳纸贵，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宾雁的 名字，大中学生几乎无人不晓。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一群社科院的研究生，祇好挤坐在 圆形讲台周围的水泥地上。讲座和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许多同学仍然不散，围着老刘问 东问西。我们感到，老刘从报告文学角度讲授给我们的人生哲理，比充满马列教条的教科书 更为深刻，也更加受用。从此之后，我每逢见面，都称他为刘老师，虽然我们之间，幷无正 式的师生关系.后来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海外。一次是八三年他访问麻州大学，后来是访问 我转学之后的纽约州立大学，再后来是八九以后，他流亡海外，定居在普林斯顿，我差不多 每年都能见他一两次，有时在普大，有时在美国东西岸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还有一次是在西 班牙一个叫丹尼亚的海滨度假小城里.2005年夏天，我又在他普林斯顿的家中见到了刘老师。 那时他已罹患癌症多时，虽然因化疗和放疗导致体力不佳，常常坐不了多久，就得斜靠在沙 发上歇歇气，但精神很好，头脑清晰，眼光敏锐，对我们谈论的农村社会转型问题，步步深 挖，穷追莫舍。那天临别，约好明年，即2006年召开文革研讨会的时候，再来美国看望他。 万没想到，那次竟然是最后的诀别！ 刘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或者最令我怀念的地方，有下列几点：一是他伟大的道德感召 力。27年前他在北师大说过的话，至今仍然萦绕在我的耳旁。他说：“因为《人妖之间》的 发表，触动了一些腐败份子的既得利益和敏感神经，他们肯定会疯狂反扑和拼命报复。我己 经不止一次收到恐吓信，有的还装有子弹。所以，我已经做好随时被人暗杀的思想准备。对 於我个人来说，名利二字已经无所谓.论地位，我虽然没有官位，也是行政13级（即高干） 的高级记者，论名誉，在百姓中的名气也有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个人追求。唯一想做的，就 是为民请命，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以刘老师的博大胸怀，无欲无私，对照其他一 些人热衷追求名利地位，甚至不惜出卖灵魂的卑鄙行径，其光辉形象，不是正值得我们大书 特书的吗？ 二是他念念不忘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疾苦。毛泽东年代，曾经以“下放”作为惩罚知识 份子的手段，以“同工农相结合”为藉口，分化知识份子、制造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和对立。 改革开放20多年，共产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改为用金钱和地位收买知识份子，加大其和工 农民众的差距与矛盾。如此以来，脱离工农、蔑视工农，不仅成为社会现实，而且成为社会 风气。在所谓专家学者中，谁要一提下乡下厂，好像谁有神经病。这种浮躁的知识份子通病， 也影响到许多海外学者和留学生。但刘老师对此风气给予严厉批评，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关注 民间疾苦。因我经常回国和做农村调查，所以他常常问我许多村民和农民工的情况，比如农 民的饮食结构变化，住房变化，农民工欠薪如何讨要，各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珠三角 民工荒的原因等等，他都要一一详细打听，对某些数字还做记录。对基层社会的瞭解，使他 慢慢转变思想，开始对国内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认为将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将会 是劳工阶层，而非知识阶层。 三是他对民主自由与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他被两度开除党籍，又 因此而被拒延护照，被迫长期流亡海外，因怀念故土而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随着对西方社 会的深入瞭解与研究，他一方面更加坚定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两极 分化的扩大和社会正义的欠缺，而深表忧虑，因此，他一度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感兴趣， 幷由此探索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问题.为此，我同他讨论过中国土地公有还是私有 的问题.他似乎更倾向於维护土地公有，以避免在农村产生无地的赤贫阶层。但我以台湾的 经验为例，说明土地私有不见得制造更多无地农民，而目前所谓的“土地公有”，也不见得 能保护农民，防止他们被从土地上赶走。为此，我还向他推荐了秦晖先生的理论。 四是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爱国情操，具体表现在对民族和故土的眷恋上，对 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怀上，而非表现在对一党专政的那个国家政权的认同上。不错，他曾经 同那个政权有过某种沟通，也给某些领导人写过信，表示回国的愿望。但据我所知，他从来 没有乞求过，更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过.他所希望和要求的，祇是一个中国人本应享有的 出国权和回国权，是有尊严的回国，光明正大的来去自由，而不是屈辱之下的回国。如果他 不是宁折不屈，如果他可以接受屈辱条件，那么，以他的资历和名望，他早就可以成为统战 对象，回国升官发财，安享晚年，完全不必遭受流亡者所经历的痛苦。但是，刘老师守住了 底线，保持了晚节，给有尊严的流亡者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同刘老师的多年交往中，偶尔也感到他有固执的一面，有时情绪急躁，甚至幼稚得可爱， 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时而过分乐观，时而又过分悲观.这些人性弱点或者认识局限，应属 人之常情，但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作家，长期的写作习惯，已经养成形象思维的惯性。我自 己因没有学过政治学，所以从来不敢放言预测政局发展，祇能就社会演变趋势，做有限度的 推理。我曾经劝过他，千万不要预测政局发展时间表，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想以科学 方法预测政治发展趋势，恐怕还得多读些政治学方面的书，否则有欠理性和严谨，难免失误. 当然，这些小小瑕弊，丝毫也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恰恰相反，正好说明刘老师 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面。 这便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可爱的刘宾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