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舒 崇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了；更重 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的人，用了整整十 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 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 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 “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 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 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 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瞭解到文化大革 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 力、才华与品格。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於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 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 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 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 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 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粹单独拘押， 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 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 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 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 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 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刚从没有 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这部小说留下深刻 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 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 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 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 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 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 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 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 祇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 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 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 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人。我祇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 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说对於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 的傢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 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於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 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 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 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 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 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安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 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 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 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 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当然，薑弘也指出57年右派 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 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 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 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 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祇有一种意识形态，就 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祇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 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 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於我们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红卫兵一 代，瞭解文革造反运动，瞭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