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五周年纪行 （北京）杨宽兴 1994年5月中旬，王丹打来电话，说“六四”五周年快到了，想离开北京到外地转转， 那时我在北大附近租了间房子读书自学，被一堆读不甚懂的书弄得头昏脑涨，就对王丹说正 好浙江的几个老朋友说想见个面，曾来信邀请，何不就去山清水秀的南方放松一下紧绷的心 情！ 于是，我们约定，先奔舟山群岛，然后再去杭州。为避免给外地朋友增添不必要麻烦， 王丹决心把如影随形的便衣甩掉。这不难做到，有次去木樨地，突然想跟便衣警察开个玩笑， 我们突然走进地铁入口，回头再看便衣，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发楞。硬追进来是没用的， 那时侯还是模拟手机，一到地下就没了信号，没有信息的及时沟通和配合，一两个人确实很 难成功地完成盯梢任务。 一般情况下，想甩，总是有机会甩掉的。 5月26日，我们在约定时间内赶到北京火车站，几小时后，就到达济南。王丹住进青龙 桥旁边的黄河河务局招待所（当时用我的身份证登记住宿，而我的身份证是在山东大学就读 期间办理的，按照规定，本地身份证不可以在当地登记住宿，我听朋友说，事后这家招待所 因此被停业整顿三天），我去山东轻工学院见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傍晚，一位服务于金融部 门的同学请我们吃饭，席间，同学和王丹谈起朱镕基此人，他因为工作的缘故，似乎对朱镕 基很感兴趣，并且也很赞赏，可是王丹的看法是，如果朱熔基全面主持中国经济，未必是中 国之福，跟李鹏相比，他更有迷惑性，但是，这样一个祇重经济改革而不在意政治改革的朱 熔基，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破坏力可能更大，也更危险.多年后，事实验证了王丹的预言， 朱熔基担任总理的几年时间里，大量国有企业被廉价出售，越来越多的工人下岗失业，股市 成了国有企业的提款机，中小股民被坑害到财产丧尽却无处诉说，“教育产业化”、“医疗 产业化”、房价暴涨……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一口棺材都没送出去的朱熔基刚下台，他 的决策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就开始显现了。坦白地说，当时我对朱熔基也是很有好感的，我对 王丹如此“武断”的预言，大不以为然，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当时年仅25岁 的王丹，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与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天，帮忙买票的朋友请我们在一家当时挺有名气的饭店吃饭，朋友在做房地产，同 我是多年朋友了，俨然一幅大款的样子，借他的光，我们几个穷小子也腐败了一把，我当时 还跟王丹开玩笑说，幸好不是在1989年，否则被拍下录像来拿到电视台一放，又是学生领袖 “大吃大喝”的“有力罪证”。 一夜火车，平安到达上海，用我的身份证住进黄浦江边的东方饭店，在高楼林立的外滩 上，这家饭店的价格显得相当便宜，我们住在8楼，虽不能俯瞰黄浦江，但看得出来，王丹 的心情显得十分轻松，这也难怪，一个祇有25岁的年轻人，在他20岁生日过后不久就被关进 监狱，好不容易出狱了，却需要每天面对近在咫尺的跟踪者，现在摆脱了警察的监控，总算 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走走了，这种自由，对他来说，当然就显得尤为可贵.饭后我们去外滩 散步，灯火辉煌的外滩上，主要是情侣的世界，我们并未久留。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王丹 以前来过一次，他有些很想见面的上海朋友，比如王元化和鲍戈等，但是一想到这些朋友也 被警方监控，此时前去会面很容易正中枪口，也就祇好作罢.第二天，王丹去逛豫园，我先 去看著名的南京路，又去码头购买到舟山的船票。等我回到东方饭店，王丹告诉我一个情况： 刚才他打电话回家，家人告诉他，北京警方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王丹：六四期间，必 须回京，或者必须将自己置于警方视线之内。警察还告诉王丹家人，这是最上面的要求，而 绝不祇是北京警方的意见。 我猜想，这种最严厉的警告，应该与王丹离京前发表的纪念六四的公开信有关，虽然已 经过去五年，但因六四入狱的重量级政治犯大都出狱不久（仍有人继续被关押），当局的神 经当然会继续绷紧，或许他们担心这些善于“煽风点火”的“动乱分子”会在六四期间制造 什么新的事件出来，因此，在六四之前必须找到王丹的命令，大概确实是出自最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王丹考虑再三，决定终止行程。根据家人描绘的警方语气，他断定，如 果继续脱离警方视线，那么，“最上面”可能会动用全国的警察系统来查找王丹下落，我们 两人一开始就没有特别留意隐藏行动痕迹，想找到我们其实并不难（后来了解到，请我们吃 饭的那位房地产公司经理的手机，在六四之前，就开始被监控了，其中一个负责监控的人， 是他亲戚，但这亲戚直到很久以后才敢把监控一事告诉他），王丹担心的是，在这样的气氛 下，如果继续前行，那么，就一定会给舟山那边接待我们的朋友带来麻烦，尤其是，那位朋 友还在公检法部门工作，搞不好会因此砸掉他的饭碗。 我们决定先回山东.王丹老家在山东菏泽，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回家探亲，而我则回济 南，到我妻子工作的山东轻工学院暂住几天，等六四过后，我们一起爬完泰山，再回北京。 我和王丹在兖州分手后，回到济南，却发现麻烦缠身了。我妻子原是山东工程学院（位 于山东淄博）的外语教师，半年前借调到山东轻工学院，档案关系还在山东工程学院暂时没 调动过来，为此，我们找了私人关系帮忙，就在前几天，人事处工作人员告诉她，省人事厅 的调令已经发出，要她尽快到山东工程学院去转档案。 可是，到了山东工程学院，却发现调令被卡住了！很清楚地被人事处告知：政治原因， 谁也别找了，没用。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山东省人事厅的调令早三四天发出，或者，王丹和我晚三四 天到济南，那么，我妻子的命运就不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而我和她的生活也不会象后来这 样颠沛流离，终至于走向分手，我给她的生活造成的麻烦实在太多，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 （严格说来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她就因为我的缘故，影响了毕业分配， 没能去她感到理想的单位）。 紧接着，有人找上门来。济南市公安局一处的曲学生处长，五十多岁，一幅自信而又宽 厚的样子，喜欢谈论哲学问题（仅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此后， 直到他退休为止，我们还有过多次交往，他看到了我从意气风发到忍气吞声的转变过程。他 这次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对我提出警告，指明出路。我则是什么都不关心，祇针对冻结 我妻子调动一事提出抗议，曲处长很明确地说，这事好办，不仅如此，你被山东大学开除， 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我们也在考虑给你安排一下。 我好生感动，不过，我还不傻，我等着曲处长的下文，果然，“唯一的条件”开出来了： 帮助政府收集王丹的情报，一切好商量。我抗议说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你们怎么还搞株连 那一套，我妻子可是刚刚跟我结婚，她什么都没参与，凭什么扣押他的调令？！ 曲处长回答说：这不是我决定的。但你如果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给你做工作，争取尽 快恢复调令。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我住在轻工学院的这几天里，有位警察拿了小板凳坐在楼下监视， 后来大概也嫌太枯燥，就跟我套近乎，用摩托车带我去兜风，他把我带到一个治安岗亭，同 几个联防队员吹大牛，我也乐得在旁边听听，这时有人前来报案，说附近有人打架，要动刀 子了，这位警察很和善地问：“开始砍了没有？” “还没.快去吧，去晚了就死人了。” “回去吧。看着点，什么时候开始砍了，砍死人了，你再来告诉我。”我惊讶于他的语 气是如此平静，如此坦然。 6月9日，按照原先的约定，我赶到泰安火车站，王丹的乘坐的火车还没有到，就看见一 大群便衣警察在出站口晃悠了，一般旅客自然不会特别留意他们，但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我还自做多情地跑到一个便衣警察前面，正对着他的微型录像机做了一个POSE，真是少年不 知愁滋味啊，那一年，我24岁.大量的便衣警察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即使在登山的狭窄小 道上，他们也采取近距离的贴身跟踪，也许，这与当时的大雾天气有关，在几乎对面不见人 的浓雾之中，要紧紧盯住王丹，也真够难为这些泰安的警察了。但是，过于贴身的跟踪，实 在令人难以忍受，在碧霞元君祠附近，王丹同警察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不过，相互间保持 了适当的克制，并没有过分影响我们的游览.我注意到一个中等身材的警察最卖力，虽然身 材稍胖，但脚力极好，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王丹，他的掖下夹着一个小公文包，神情专着， 目不斜视。我到今天都能回忆起这个警察的模样，因为他离我们实在太近，那张脸老是强迫 性地出现在我眼前。 因为王丹当天要赶回北京，为避免过分劳累，我们决定乘车下山，在半山腰的停车点， 有几辆公共汽车停在那里，我们走进一辆乘客较少的车里，本以为要等一会儿才会发车，因 为一般来说，不坐满乘客车是不会走的，没想到我们刚刚坐下，汽车就启动了，看来，泰安 警方对每一辆车都提前做了功课.在长途车站，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于是我们坐在并不拥 挤的车里朝济南赶去。我们当然明白车里有负责监视的便衣警察，即使如此，到了济南市区， 沿途还能看到早就在等我们的车辆，我们乘坐的长途车一过，它们就立马跟上来。 最有意思的是，在济南火车东站（当时济南站正在施工），等车的时候，王丹突然想出 门买点什么，几乎就在他站起身的同时，几个精壮汉子从候车室的几个不同角落同时跳起来， 朝王丹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真是风声鹤唳啊。王丹所受到的监控程度，大致相当于眼下高 智晟先生的遭遇。 对于我妻子调令被扣以及被引诱做内线的事，王丹和他的母亲都很生气，但这就是中国 的现实，除了愤怒和叹气，大家都无可奈何。后来王丹还开玩笑说，如果祇需要收集他一个 人信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搜集一些给他们，如果我不会，他来写好了。当然，这祇 是私下的玩笑话。 王丹离开济南后，我去济南公安局找曲处长，继续交涉此事，我坚持认为不该涉及与政 治毫不相关的人，但这种交涉对中国公安的行为逻辑来说，是苍白无力的。曲处长继续动员 我配合政府工作，我则耍着我的小聪明，班门弄斧地对曲处长说：“你先恢复我妻子的调令， 我才答应你做内线.” 这样的话对曲处长来说，确实太小儿科了，他的回答不给我回旋余地：“我的承诺是可 信的。我们是政府，你可以不相信我曲某，但你不相信政府吗？” 问题是，自1989年6月4日之后，我就对这个政府没有好感和信任了。我怀着极度愤怒的 心情离开了济南市公安局，除了愤怒的情绪，胸中涌起的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这种孤独 无助的感觉，就像当年被山东大学开除时一样。不禁自问：这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遵纪守 法的我们，为什么非要痛下狠手？为什么如此霸道？因此，当这个政府一再宣扬生存权和发 展权的时候，我总觉得可笑。 调令被卡，妻子的工作马上成了问题，档案虽留在山东工程学院，但那边早就不发工资 了，而轻工学院这边，因为没有正式调动过来，祇给很少的一点基本工资，既没有课时费， 也不能参与分房，还要忍受周围异样的眼光，前途是没有保障的。到人事处去问，答复说， 这是上面定的，恐怕以后也不好办.坐在被阳光照射得发白的街道上，我和妻子突然感觉， 我们的后路被断绝了，生存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时我挣扎在北京，没有口户，没有 学历，可以说是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一旦她的前途无望，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了。 许多年后，我才想到：那时也许我们应该离婚，或许离婚可以把她解救出来，不再和我一起 走向艰难的未来。 因为爱情，她决定继续和我在一起，可是，年轻的她，并不全然明白跟我在一起意味着 什么，她并不明白前路上还有那么多的磨难和恐惧，1994年夏天，她离开了这份已再也无法 留恋的高校教师工作，汇入北京打工一族的人海中。 对我们来说，强权政治的残酷性不过是刚刚开始展现，因为，6月下旬，年轻气盛的我 回到北京，索性直接投入到民运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