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余华拔牙 （北京）蒋泥 1，批评家的“宿命”——在《给余华拔牙》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给余华拔牙》是一部关于批评的书。我觉得，批评就是树立相对正确、独立、理想的 标准、规则和价值，为感性化的作家创作和猥琐细碎的世俗人生，确立坐标，使之导向良性、 健康、理性的现代道义精神，提升整个民族的心灵境界、伦理水准与文化内涵。可以说，它 的意义或大或小、或显或隐.它的性质在于对“事”不对“人”，并且是胡适所说的那种研 究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很难设想，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外界”力量的不断鞭策和发出独 立、自由的批评之声，而祇靠一个抽象的标准、一个抽象的声音，祇靠笼统的赞美，祇靠笼 统的“唱歌”，就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步”的。这样的事，今天没有，历史上没有，将来 相信也不会出现.麻烦的是，批评虽然重要，特别之重要，在我们这快土地上，要把它及时 发出去，却似乎特别为难——为难别人，为难社会，也就是为难自己。 然而，这却是我们身而为批评家的“宿命”。 台湾学者殷海光先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祇问是非，不管一切。他祇对他的思想和见 解负责，不考虑流行意见、时尚的口头禅以及别人对此的好与恶的情绪之反应等。为了真理， 他们甚至会和整个时代背离.我们当然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惨烈的代价，去背离整个时代， 毕竟我们所做的祇是文学作品批评，批评的环境虽然不很理想，却也还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批评家们如果愿意说真话，大家也都是容易听得到的。 问题是，愿意说真话的批评家有多少？如果都说假话，都说中听话，都不得罪人，个别 想说真话的人，就要肯于充当出头的椽子，就要“冒险”。这样，个别批评家的说真话，就 依然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事情。某些时候，甚至很可能就是灾难性的事情。 三年前，我曾在《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发布会上感叹说，批评是得罪人的事， 今天，我仍旧要感叹.因为我们当年的批评，果然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了这个时代文学界最 有“权力”的人。给别人将军，也为别人所将军，使他们借怀疑我们批评的动机与目的（无 非为了“出名”）来打压正直的批评.记得那本书刚刚出来时，不少媒体曾对书中批评到的 “五作家”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二月河等先生进行采访，他们当时未见有任何反应，一 致的推托就是自己还没有看到，认为批评作家和作品，那都很正常，表现得似乎特别雅量大 度。过后，他们读到了书，发现它们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以赞扬、歌颂为“主旋律”的文章， 而是分析说理尖锐，有一是一，相当之不留情面，达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我们的作 家们确实中“美言”之毒太深了，他们已经看不惯任何负面性的评价，以至于才震惊不已。 于是，这两三年内，我陆续就看到和听到了来自他们中个别人的反馈，那就是不高兴、 恼火、愤恨和谩骂，把我们当成耍诡计、玩阴谋的仇家似的。甚至脱离批评文本而公然诋毁、 污蔑与攻击。莫言先生在武夷山上，为达到他堵住批评人之口的目的，不惜在全国两三百位 文学报刊的主编、社长与媒体老总、编辑、记者面前，无中生有，公开对我和批评家李建军 进行人格、尊严上的侮辱与歪曲，就是一次比较集中的爆发，达到了一定的“警戒”和“威 胁”效果。后来李建军发文公开此事，莫言先生才不得不在《南方周末》上高调回应，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悔过”，但对李建军和我所批评的他的《檀香刑》、《红高粱》等小说中存 在的问题，基本上不接受任何意见，而维持原有的认识，同时再对我们继续“旁敲侧击”， 祇不过旁敲侧击得比较巧妙、缓和而已。为在中国这块僵硬的大地上，进行批评和接受批评， 提供了一个比较恶劣的标本。 好在我们的《五作家批判书》，也还是确立了一些良好的规则，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性作 用，那就是逼使搞批评的人正视事实，恢复常识，重视阅读经验本身，回到文本，细致地分 析文本，不再过度阐释，不再作抽象的宏观发挥——无论这样的发挥有多独到与精彩绝妙， 而是去维护健康的价值标准，据此发出真实的声音。 《给余华拔牙》就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突破和飞跃——针对一位写出了坏作品的、影响 巨大的作家，针对一部靠着祇会玩恶俗与“行为艺术”而走俏走红起来的超级畅销书，几乎 所有的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出来发喊叫停。余华这个伪“先锋”，就这样水落石出，突 露他的本相。 余华本人却对他祇为版税和出名，而急急忙忙捧出的粗糙小说，拼命表态，声称他的作 品怎样怎样伟大、深刻、了不起，一时的误解没什么，50年以后，必定能拨乱反正，它的畅 销也足够说明这部东西是如何之了不起等。弄得我们不得不集合大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 出一本书，作方方面面的“诊断”，为这位前牙医“拔牙”，来和他“对阵”了。 相信我们的“叫板”，不是停留在表层上，而是分析到了产生这个怪胎的现实、社会、 历史、语言、文化、心理、思想、精神、道德等诸多层次上的原因了。这样的个案分析，也 就具备了进一步的典型性价值、典型性意义.曾有朋友说，把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中国的“先 锋”作家（高行健），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识意识更加乱套了，实算价值性误导，混乱了 一些基本的标准与规则，必然就诞生出“先锋”得走火入魔了的《兄弟》及其“兄弟”《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假冒伪劣产品。其实，“此先锋” 非“彼先锋”，一个连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性人格精神都不具备的人，类似余华、莫 言这样的作家，却被号之为“先锋”、选之为诺贝尔文学奖“种子”，莫不是上天不垂顾我 们中国人，注定了我们也诞生不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精神大师、文学 大师？ 因此，余华、莫言们与真正的“先锋”是不沾边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拥有一些“先锋”，那也不会是这些人，名副其实者，小说家 中祇有鲁迅、沈从文、高行健、阎连科、杨显惠等极少数几个人，知识分子中则有胡适、殷 海光、唐德刚、储安平、顾准等。 我们的批评以及想维护一个自由、独立、理想的辩论环境的努力，甘于背负吃力不讨好 的“宿命”，也都是为了在这些“先锋”们趟走过的路上，继续昂然、浩荡地前行。 2，该不该给余华“拔牙”——关于《给余华拔牙》的说明 看到2006年6月6日上海《新民晚报》《解放日报》《新闻晚报》《新闻午报》以及《大 河报》《华西都市报》等，转载北京《京华时报》消息，评说《给余华拔牙》一书，看到一 些不实之处，萌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念头.我觉得《给余华拔牙》这本书，总体上很不错.祇要 是看过全书的人，相信会和我的意见一致。我赞同解玺璋先生保留自己对于该书的看法，虽 然我觉得他的看法不是很全面，因为他“有的还没来得及拜读”，待他看完全书后再说.我 也很不赞成把“批评弄成了打群架”。 这本书当然还有遗憾，现在这样固然已不错，但由于批评的声音相对来说一直较少，永 远比不过赞美声来得多，来得声势浩大，来得让人误以为中国遍地是大师，到处是《红楼梦》 ——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更好，而是我们尽其所有，已将目前最好的批评文章，都收进来了。 现在有不少人说很同情余华，认为我们专书批评他不公平，其实，相对于表扬他的文字 总量来说，我们的这点文字算得了什么。相反，表扬他的那么多，表扬莫言、王安忆等人的 那么多，我没见谁出来说不公平，是不是会把他们捧坏了——事实上，他们早就被捧坏，也 就很难听得见严肃、认真的批评意见了。 书中批评文章里，我尤其喜欢川水、黄惟群、周冰心、金赫楠、林童等人的作品。邓晓 芒、如今不疑、李敬泽、张玲以及李云雷等先生的文章，也都不错.我自己的，就不说什么 了，好坏要等读者来裁判。 而摩罗的长文《非人的宿命》，对暴力事件研究、阐发得深刻、精彩，可单独成篇，即 使他前提错了——余华对暴力的展示等，没达到如此深度，也毫无此等意识.摩罗极力表扬 余华，把余华写成了当代鲁迅。川水推翻了他的前提，认为他的赞美是过度阐释。我十分认 同川水的意见。虽然我一直当摩罗是他们那代人里，目前思想最深刻的人，也还是要说，他 写该文，好比高射炮打蚊子，蚊子本身没什么价值，高射炮却很见威力——我们就单独欣赏 这个高射炮吧。 以上不错的批评文章，篇幅占了有五分之四强。 除“批评”以外，除摩罗的长文“赞扬”以外，其它“赞扬”余华、并有自身道理的好 文章，还有郜元宝的两篇以及谢有顺的一篇。赞扬文字共有七八万字（全书30万字左右）。 所以，该书并不都是“批评”。大概人们受书名误导了。 “给余华拔牙”是个比喻，我想它包含的意思应该是，批评祇是一种诊断和建议.这是 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而作为“病人”，也有权利对你的这种诊断表示怀疑，他可以置之 不理，也可以另外找人诊断。 诚然，能不能拔什么牙，不是此书的要害，它不过是书名而已。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垃圾小说，如此畅销的原因是什么，能否从余华过去的作品里发现其一贯性，出现余 华是孤立现象吗，“先锋”派的“领军”莫言可以算其中之一吗，他们是不是“伪”先锋等 等。 我欢迎一切看完全书后，再下结论的一切批评.而对那些不看书，就大肆发挥的人的意 见，一概不认同。 （注：《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杜士玮等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年 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