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景贤《十年一梦》有感 舒 崇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读了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其中一本是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 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 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 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 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 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 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 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 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 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 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 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 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 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 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 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 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 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 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 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 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 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 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 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 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 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 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 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 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祇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 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 达，祇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 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 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 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 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 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 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 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 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 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 离四人帮被抓祇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 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 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 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 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 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 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 “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 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 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 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 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 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 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 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 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 完整印象。 缺少反思 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 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 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 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 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 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 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 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 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 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 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 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 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 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 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 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 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