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入狱七年忆 （北京）杨宽兴 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犯 刘贤斌入狱已经7年了，有关他的文字并不多见。高墻关得住人的身体，却不应关住一 个人的名字，但在物欲横流的犬儒时代，一个名气不大的政治犯，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大 家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也许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本该大书特书的刘贤斌，这位被捕在中国 互连网普及时代之前的勇士，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也许，时光那拖沓的脚步，还要在贤斌的身上，重重地踩过6年的每一个日子。这种漫 长的蹂躏，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令人欣慰的，世界并没有把他忘记，在他获得魏京生人权 奖的那个夜晚，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自他入狱，几乎时时感受到他被囚禁的那种痛苦，孤独时的许多诗歌，也都为他所写。 我和贤斌相识于1994年，那年，我24岁，尽管已经初历坎坷，却仍是处在并不深识愁滋味的 年龄。找到一个机会，想也没想就去了北京，怀揣着投奔革命的热情，在王丹家中，结识了 刚刚出狱的刘贤斌。 贤斌对北京要比我熟悉，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因为参与纪念六四等活动被捕入狱， 1993年刑满释放后，在四川稍事休整，便重返北京，进行他的“二次革命”。 开始，他没有住处，我便要他搬来和我同住，不久，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间平房，安 顿下来，但仍和我离得很近，我们的交往，便一直延续了下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来源是什 么，但这不是问题，我甚至都没问过他，那个时候，大家都没生活来源，活下来的诀窍是： 尽量减少消费，寻找机会打工。 通过贤斌，我认识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马少华，马少华已是“二进宫”了，这次刚刚 从西安看守所里放出来，他告诉我，出狱后他是打算安心去养猪的，可是一见到刘贤斌，他 的“革命热情”便再次高涨。 贤斌经常到我的住处找我，我们在北大未名湖畔边走边聊，在求知欲旺盛的年龄，我们 不再有求学的机会，这样的聊天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有时，我去清华园，在他的小 屋子里，一起吸烟，我吸烟的习惯，还是贤斌带给我的。 不久，妻子因为我的缘故，失去工作，她也来到北京，和我一起开始了漂泊生活。我们 搬家后，离贤斌住得远了，但联系依旧频繁，他几次来回北京和四川之间，除了寻找朋友， 传递资料之外，回四川筹措生活费，大概也是目的之一。 其间，我们曾分别到各处联络，藉以寻找1989年的感觉，但时光不再，在各处遭受的冷 遇和欢迎，其实都祇是一种友情的存续，并不具备现实的政治意义了。但这些活动，无疑给 他的“犯罪”档案里，又增加了厚厚的记录。 有一次，我幸运地接到一单发放商业调查问卷的生意，如果顺利完成，我、刘贤斌、马 少华三人一共可得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建国门一带的跨国公司办事处， 三人赶到国际大厦，不久便灰溜溜地坐到路边的栏杆上。我们无法越过这些办事处的门禁系 统，跨国公司工作人员冷漠的口气，使我们感到自卑，继而自嘲：“我们这些资产阶级自由 化分子，连资产阶级的门厅都进不去。” 好在那时年轻，沮丧的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我们原封不动地将问卷退回，也许，穷困 潦倒的我们，祇要编造一些调查数据，是可以将200元钱搞到手的。 在苦难与等待之中 1995年5月20日，我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走，奇怪的是，刘贤斌竟安然无恙。我入狱的 时候，妻子被迫再次搬家，新家位于刘贤斌租住的清华园附近。我被释放的当天，意外地见 到刘贤斌。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使我患了严重的疑虑症，另外，我向北京警方做过不再活动 的保证，于是与刘贤斌的相邻而居，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知道，我是被密切监控的，如果我 和刘贤斌在一起做事，就构成新的罪行，如果我知情不报，可能会马上被再抓进去，而刘贤 斌也逃脱不掉。于是我劝他回四川暂避风险，事实上，在那一阵子的大抓捕中，贤斌得脱， 实属侥幸，他的处境也确实很危险了。我想，对当时的紧张情势，贤斌还是有点担心的，同 住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刘贤斌去买车票的时候，因为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表情显得很紧张。 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紧张的样子，不知道别人的描述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是我所知他唯一 一次表现出的软弱。我知道，当时他正在和四川老家的陈明先女士恋爱。 对于监狱的生活，他比我熟悉，他当然我更懂得监禁的滋味，他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 死囚犯被处决前几天的心理和生理变化，他告诉我，和他同号的死囚犯，行刑前几天，因为 恐惧死亡，连面部发生了严重的物理变形。恋爱中的人，谁愿意过着与死囚犯关在一起的生 活呢？ 如果1995年的贤斌确曾因为便衣的跟踪而感到紧张，我想是他对陈明先女士的感情战胜 了他的政治冲动。在清华园的小平房里，我见过陈明先的照片，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但 时光若能倒流，我希望陈明先女士，以及我的妻子，不要嫁给贤斌和我这样的人。 贤斌这次离开北京后，我们就祇是偶尔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并且，我在尽量避免同他做 不必要的联系，我知道，几乎所有的通话都被监控。有一次，我受人之托，给他寄了一张境 外组织中国人权的200美元人道救济支票，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也同时给深 圳的马少方寄了一张支票，感谢中国人权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们的帮助。不过，我给刘贤 斌寄支票，以及另外的一些小动作，使北京警方严重不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住处两次 被抄，连日记都被拿去复印。 在中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民运分子，会有人欢呼，也会有人辱骂，但是，当你身陷牢 狱的时候，全世界终究会因为无可奈何而寂静下来，所有的苦难与等待，祇能由你和你的家 人承担。我不想再次入狱，我想维持住一个家庭，于是，1996年，我离开了北京，和妻子一 起回到济南。 此后的两年间，我一直在济南做小生意，和刘贤斌之间，也祇有很少的书信联系。突然 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而此时，他已到济南火车站。巧合的是，刚刚学会上网的我，此前一 天偶然看到他在长沙被抓而又被放的消息。 老友重逢，喜从天降。一别3年有余，贤斌的热情依旧，而我，则没有他那样的乐观。 我对他当时的政治活动所知不多，他给我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时的我，对政治表出的兴 趣，已远不及与贤斌间的手足之情，我希望贤斌能在济南多住些日子，可是，他还要赶着去 青岛，而且同行的还有一位袁亚娟女士，那天晚上，我们三人的谈话，在袁亚娟女士的《追 踪中国民运二十天》中有所记载（见王建辉《有没有》）。安顿好袁女士之后，我和贤斌来 到山东教育学院的操场，边散步边聊天，这是我们分别3年之后最透彻的一次谈话，他对我 介绍了他主持“人权观察”和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过程，我则跟他讲述1995年分别之后的复杂 经历。我遗憾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详谈，这使我后来陷入深深的自责，以我当时对社会 的观察和理解，若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谈话氛围，或许我可以阻止他义无返顾地走向监狱。 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不人道的判决 也许，即使有那样的机会，我并不能说服他，反倒是他将我说服。我知道，我们在性格 上太接近，即便不是出于政治观点，我们也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他的热情、坦荡等性 格，无一不在我身上存在，但是，我比他懦弱自私，另外，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真实的藉口： 家庭负担。不过，在他的鼓励下，我答应在济南适当开展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不久后开 始的又一波全国性抓捕，使我对他的承诺也落了空。 多年前，我们印过一次名片，身份一栏祇有五个字：民主主义者。尽管穷困潦倒，但我 们为自己能够坚持民运人士的身份而自豪。现在，我早已羞于如此自称，我的逃避，从朋友 的角度看，是一种背叛，我不知道将来的刘贤斌是否还会认我这个朋友。我敬重他，因为他 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又同情他，因为他的十三年默默无闻的刑期。据说，有关方面在逮捕 他之前，做出这样的评价：“活动能力极强”、“极具反侦察能力”、“全力从事活动”、 “极具危险性”，尽管我不认同这样的定性，但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坚持下来，我也可能得到 这样的定性，我也可能是13年的刑期。 当我走在拥挤的大街上，或在无人的深夜，想起贤斌，我会百感交集。今天，他不再从 事他的政治活动，他也无法承担起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他祇是一个拥有漫长 刑期的囚犯。我无法忘记我们在1999年的谈话，当时他告诉我，他太疲惫了，而且感到知识 老化，想找个机会上学，好好读几年书。现在回想起他说话的语气，不胜唏嘘。从学业上讲， 我们的青春，在几乎无人认可的奉献中荒废了。而6年后出狱的贤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还有机会上学吗？13年，会发生多少令人无法想像的沧桑世事，他和他的家庭又将以什么 样的心情面对一个个被迫分离的日子？ 我猜想，刘贤斌的重判，主要是因为他“死不改悔”的态度，从1989到1999的十年间， 他从来没有停止干扰警方的清闲，但警方是否也应想到：从实际效果来讲，他并没有给社会 稳定造成任何危害，他激情四溢，但从不缺少理性，对他而言，抗争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书 生意气。我敢说，当今的中国，如果有人会威胁社会稳定的话，那绝不是贤斌这样的人。 贤斌从中学时期就患有肺结核，后来又曾复发，为此，他戒掉了吸烟的习惯，可是我在 济南见他的时候，依旧感觉他比以前更瘦弱，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承受13年的刑期折磨？ 这样的现实，使人感到焦急和无奈，但也使我们无法回避他的13年刑期加在我们良心上的压 力。 中国历史有太多令人感到沉重的事件，需要大家进行认真的反思，但政府更应该意识到， 每一次对异议人士的严厉打击，在给这个政权带来短暂稳定感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无法 回避的新的政治压力，压缩了六四之后本来就很狭窄的政治空间，实际上是一种两败俱伤的 选择。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这样一个和平抗争的知识分子，判处过于漫长的刑期，无论 如何，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十几年的政治打压和生存压力，已经使原有的民运力量被社会边缘化，但政府应该看到， 即使年年打压，新的异议者仍然会顽强地站出来，重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社会不稳定 的因素，相反，这种不人道的判决使更多的人失去对政权的基本信任，实际上是政府对自己 的一种政治否定，更何况，对呼唤民主的良心人士施以重判，会使人们丧失对社会公正的信 心，客观上鼓励了普遍的腐败蔓延。而这种漫长到可怕的刑期，不象严肃的法律判决，更像 是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所做的极端报复，但报复性的惩罚祇能带来仇恨和不信任，最终形成恶 性循环，难道这是判决刘贤斌的本来目的吗？ 我们应该意识到，刘贤斌、胡石根、黄金秋、许万平、杨天水等人以及他们背后每一个 家庭的切肤之痛，一天比一天更重，谁也不应继续漠视。我们希望外界舆论能够对此给予更 多关注，也希望中国政府表现出务实和灵活态度，早日使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