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衙门无长进 （北京）蒋泥 连日来一直在看朋友送的新着《天下衙门——公门里的日常世界与隐密生活》（中国档 案出版社2006年），写的是历史，好像已为陈年旧事，其实这里头能读出现代史、当代史的 不少内容，因为“历史无新意”，今天我们沿用的种种花式，那时候就有了。兴许它们都是 从那里来的，祇不过一代又一代，人确实不一样了，工具、手段进步了，当时没有电脑、广 播、电视、网络、报纸、汽车、飞机之类的设施；兴许人类的基本生活没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流露的理念、持有的目的、带来的影响等，往往有了共通性、雷同性， 某些地方就具备了借鉴性，说明祖先们不比我们傻多少，有时候他们比我们更聪明，常常在 我们还要摸石头过河的地方，他们早已实践过，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又可能都被美 国人、欧洲人学去了，然而由于我们对自身的历史抱着轻慢的态度、虚无的态度、抗击的态 度，不熟悉、不尊敬，就轻易错失了，当它依然是新生的东西。 “八字墻”与《毛主席语录》及“女权主义” 这里就有全国百姓学“最高指示”（圣谕）。指示内容常换常新，贴在衙门外的“八字 墻”上。为帮助不识字的人及时领会与贯彻落实，衙门还要举办定期的宣讲活动。明太祖朱 元璋甚至“出版”了《御制大诰》，要求户户“购买”，人人习颂。和当年中国人学习《毛 主席语录》时的情景，多么相像！也和今天的《邓选》《江选》相似。可见中国历史如何之 无长进.“八字墻”的再一个作用作了朝廷的“新闻发布处”与“招贴栏”。为民所用后， 又成了老百姓下情上达的“墻报”，祇不过那“墻报”是被政府控制的，需要偷偷摸摸，而 不许人光明正大“发表”，起到现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作用的。 那时的人也如现在的中国官们一样装相、作弊、吃空额、开舞会、公费医疗、公款吃喝， 衙役们住的又是“机关大院”，大院内常常发生“家庭暴力”事情，而施暴者不祇是允许妻 妾成群的男人，还有强盛一头的女性——西方人大概得到启发，才呼吁什么“女权主义”， 其实它早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根本不需要呼吁.明小说《醒世姻缘传》91回就写到一个 姓吴的推官，经常被奶奶武力镇压之事。他们住在大院里，由于隔壁新分了一个经历狄希陈 过来，奶奶怕影响不好，才稍作收敛。没想到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家的奶奶都逞凶，也 就无所谓影响不影响了，女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时吴推官衙里受罪，狄希陈那边听了赞叹；有时狄希陈衙里挨打，吴推官听了心酸； 有时推官、经历一起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你倡 我随.” 吴推官仍旧怕被取笑，不料人家告诉他，这种事“几乎家家都有”。连县太爷都是 被奶奶“一巴掌打在鼻上，打得鲜血横流，再止不住，慌忙叫了医官去治，烧了许多驴灰吹 在鼻孔……军厅的胡爷，也常是被奶奶打得没处逃避，篷了头，赤着脚，出到堂上坐的。粮 厅童爷的奶奶更是厉害。童爷躲在堂上，奶奶也就赶出来便要行法教诲.书办、门子，快手、 皂隶，跪了满满的两丹墀，替童爷讨饶……方得饶免。” 明刊《博笑珠玑》里则说：“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 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吏夫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 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问：”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她 如何下得手？’” 上面几位奶奶要不是“女权”的先进，知县大老爷等人何以“专畏”？要不是经常受打 体罚，何以出口就是要跪下来，让奶奶逞威？ 拿今日现实来反照一下：何以就这些奶奶能耍威风，别的默默了呢？可能大老爷“误” 登高枝，奶奶的娘家势力惊人之故。 可见那时候的“家庭暴力”，在某些世家，也相当之不得了，妇女的地位并非民国、 “五四”以后才得“解放”。 生育政策和回避制度 当代不少西欧人跑来老大中国，见国敝民穷后，兴许要“沾沾自喜”，说自己已是高福 利社会，瑞士、比利时这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甚至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多生多养，生 得越多，国家越会承包全家人的生活。很能叫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眼热。 可是，慢着，据《国语.越语》里记载，我们春秋时期的越国，也曾制定过类似的制度。 那时候妇女如果快要分娩，就要报告“政府”，再由“政府”派医生来守护，生了男孩的奖 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子女的“政府”派乳母来哺育。齐 国人若是生出三个的，可以免妈妈的税。再生一个时，全家都免。生到五个的话，“政府” 会派保姆来，孩子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承担。并成立了孤养院，殷周、秦汉，直至明清时 期，都开办有“养老院”，明朝著名的奸相严嵩被抄家后，就进了“养老院”，并在那里老 死。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这样的制度被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带回传说后，可能发生作 用，对后来西人理想社会与福利制度的构想、成型，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英国人博克舍所编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一书里就记载了传教士的见闻，说明嘉 靖年间，当时的瘸子、跛子，如果确系无人供养，可以收归各个城里那些“皇帝的医院” （救济院）。“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 出足够的租金。”那些被接纳进来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 养”。医官将他们登记入册后，每年都要汇报花费多少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 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 这样的制度，多么有人情味，比现在在中国活命的百姓，优越也太多了！ 而两汉以来官员普遍采用的宗室回避、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是直到现在 都无法比得的。它规定官员不能在本地做官，哪怕是“科级”、“副处”也不行。三代以内 的亲属不可同衙门，也不可在上下级衙门.清朝还把“亲属”的范围扩大到师生朋故，这就 让官们失去了在当地建立人情、关系网的机会。清朝的官员，都在本乡五百里外为官，那句 “千里当官为发财”的“千里”，实际上是个比较实在的数字。当代中国的官们，却不必受 上述限制，因此他们的发横财，也就不需要走出大门千里路了。当然，有了飞机，千万里都 不在话下了。可惜能享受这样待遇的，起码得司局级以上。 我在复旦大学的朋友郭建先生，也曾送我他写的《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 （学林出版社1999年），《天下衙门》的作者说他最受郭影响。 郭先生就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有法不依”的议论逐渐多起来，成为文化界 的一大热点.这一现象提醒了他，想以今度古，告诉学生我们所研究的那些煌煌法典过去是 如何实施的，有多少被束之高阁等等。而当时的所谓“文化研究”红极一时，发表出的研究 成果数量大，读后反让人找不到方向。于是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不至 于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悬空八只脚”。但受研究资料限制，他集中精力，搞清了明清两代基 层州县衙门司法行政的具体情况。基层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它们梳理出来了， 就可以“窥得古代国家机器运转之一斑”。这需要勾沈考证，花费许多心血，可是具体到写 书时，他却用了通俗的写法，因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历史书籍也应该是一种 ‘通俗读物’，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术专着和普通读物划分为深沟壁垒的两大阵营.……如果 历史学家都忙于写那些祇有同行才看得懂、读起来要正襟危坐、半页正文半页注释的城砖式 的专着，那么真正创造历史的大众也就祇能敬而远之，满足于看‘戏说××’的胡编乱造， 我们悠悠五千年之久的历史所存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也就祇能是一些剑客佳人情话或是帝 王深宫阴谋了”。 他的看法和柏杨写《中国人史纲》、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吴思写《血酬定律》 《潜规则》、王学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思路上是一致的。 后来就有了《帝国政界往事》、《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宋朝十八帝》、《大明王 朝的七张面孔》等一系列通俗的说史类图书。 以故事的形式讲历史，或许恰是当代读者不思长进的一个懒办法。（2006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