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二） （新西兰）周素子 高天白 1960年10月，陈朗从北京被处置“发配”西北，我随同前往。那时我大女幼吾不到两岁， 我又怀孕在身，陈朗还患病。孕妇病夫是家庭最大的负担和忌讳，但我们却要奔向人地两疏， 行将戴罪生活的地方。 自从始皇帝的大公子扶苏开垦西北以来，已过去了数千年，但西北仍然荒凉干旱。当火 车过了宝鸡，但见穷山恶水，所过村落，显得落后，物质匮乏。新建的铁路，通车尚不久， 当我们抵达兰州站时，车站还未建立，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抬头即是皋兰山，山头光秃秃 的，不见草木。难道这就是《汉书》里所说霍去病与凶奴“鏖战于皋兰之下”的皋兰山？后 听人说古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哩！ 兰州古名金城，是瓜果之乡，1949年前，人口虽祗得10万，交通闭塞，但人们的生活尚 是富裕安定的。50年代以来许多工厂内迁，离城30公里的西固，新建有炼油厂、化学工厂等 大厂，遂使全市人口骤增。1960年前后，因为共产党错误政策的导向，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 上万言书而被黜。甘肃省第一把手张仲良则成了“冒进”而为之下台的替罪羊。全国处处饥 馑，地处西北干旱地区的兰州，就更形肃杀，路有饿殍，哀鸿遍野了。 陈朗向甘肃省文化局报到，被安置在省局下属的戏曲艺术研究会，有一份不定期内参刊 物让陈朗参与编辑。一时没有宿舍，我们3个人就住在戏研会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戏研会所在 地，在贤后街，是一条靠黄河边的僻静小巷，木结构老四合院，比起北京四合院具体而微。 小小的开间，小小的窄长的天井，既是戏研会办公地点又兼宿舍，里面还住着两位秦腔老艺 人，都有80岁左右。反右之前，曾经一度重视传统，优遇知识份子，全国似有一番“文艺复 兴”气象。西北的古老剧种秦腔老艺人都是师徒以口传身授薪传，在此时期，将一些老艺人 从民间挖掘来让他们像汉代伏生一样，从没有牙的瘪嘴中，吐出满腹的戏本子，加以记录。 据说请了不少艺人，记录了不少剧本，但等我们抵达时，好多位都已仙去，祗剩下王老、曹 老二位与我们朝夕相处。两位老人的辉煌时代已经逝去，此时，他们在戏研会楼下阴暗的房 间里，踽踽而行，挣扎在饥馑的死亡线上。我们离开北京时，北京毕竟是首都，虽已见饥馑 的端倪，但我们尚未十分身受，初来兰州，物质的贫乏，城市的萧条，令我很震惊，而且供 应的每人定量24市斤中，有70%的粗粮、代用粮.初来乍到，我出手不凡，曾经送给曹老一大 碗白面粉和几个白面馍，令老夫妻不敢相信！ 10月的兰州，天降大雪，似乎为两个流亡的右派以壮行色，兰州的冬天比北京的来得早。 几个月后，我们从戏研会楼上搬到贤后街28号。与戏研会邻近，是一个标准北方四合院， 有前后二院，二门，门道。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砖地、土壁、木窗。戏研会的刊物祗出过 一、二期就停止了。陈朗一直在病中，我则挣扎在煤炭、粮食的苦海里.这里不像北京家居 那么方便，那里燃料、粮食都送上门，住东城的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到过西城，安逸得很。 而这里，一切都要自己去搬着回家，包括那因寒冷而大量需求的煤炭，我们的日子很艰难， 但又没有一个朋友。 一个冬日的傍晚，忽闻叩门声，进来一位身穿军大衣神情焕发的人，不请自坐了。自我 介绍说，名叫高天白，也是“右派”，现为省京剧团借用，刚随团上北京回来，在京时听中 国剧协范溶（《剧本》月刊的一位编辑）介绍陈朗情况，故此特来拜访.我为他奉上了一盖 碗茶，他向我行了个屈膝礼，口称“夫人”，大加赞赏茶具之美，女主人之美，滔滔不绝， 一丝一毫没有当时身为右派的那份抑郁感。并说他在写一部题为《神灯》的长诗，到时候一 定送来请教云云。 老高的出现，使我们在兰州的处境，豁然开朗，蓬壁生辉！他的妻子名叫柴洛苇，也是 右派。无独有偶，也是一双右派。他俩原是甘肃省一本名为《百花》的文学杂志编辑。由同 事而结婚。老高写白话诗、散文、小说，从青年时代起就颇负盛名，人戏称 “甘肃的高尔 基”。他是甘南武都人，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参与救亡运动，写过不少诗文，以激励 人们的士气与斗志。 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可以说明老高的性格。50年代初，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受当 局信任，经他介绍约有7、80名人员进入各机关工作，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外调人员挤破 了他的门，要他证明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其中有些人他早淡忘了，但他一一为他们说好 话。 50年代初他工作时，因为写的简历过于简单，组织上让他重写，他一时高兴，竟写了一 部情节颇为离奇的“自传”递交。政治运动来临时，外调人员根据他所写情节进行调查，找 证人，跑遍了全中国，跑断了腿，寻找了许多证人，结果都是子虚乌有！ 老高与柴洛苇的婚礼，在兰州市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俩都是文化界人士。柴洛苇是兰 州世家，亲戚渊源，今知旧雨；高天白是甘肃名士，三教九流，莫不乐与之相交。他俩的婚 礼在兰州一家名酒楼举行，酒宴招待除酒楼工作人员外，还延请当时全国著名四小名旦之一 陈永玲（当时为省京剧团主演）主持，陈永玲少年倜傥，站在门口接待，凡过往人等，他一 律热情招呼，延请入座。据说宾客鱼龙混杂，真真假假有数百人之多。我们认识高天白时， 他已有了4个孩子，但结婚酒宴之账款尚未还清。高天白的4个孩子都聪明有加，机灵有余， 第一个平地一声雷，取名“一雷”，生到第4个，他觉得够了，取名“满彩”，乃“满堂彩” 也。 1958年，天白夫妻双双划为右派，双双将发配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唤作夹扁沟的地方。那 是一个劳改农场，右派集中营.河西走廊在沙漠边缘，已经沙漠化，缺水，即使有水也是咸 水，偶然有一淡水，大书“甜水”二字于旁，赐福于人！老高夫妇与众多右派被押，赶赴途 中，当火车过了永登县，柴洛苇忽然胃部大痛，几致昏厥，经检查属实，就让他俩半途下车， 禀报有关部门，自行就医.柴洛苇的胃痛，竟救了他们两人的性命──凡发配来夹扁沟数以 千计的右派份子，以后几乎全部饿毙，饥饿到啃光了木头门槛，连粪桶中的瓜皮也抢食不到， 饿死的尸体是干瘪如柴的。收尸的工作人员，起初将尸体埋入沙漠时，还插木签以志姓氏， 后来死人多了，收尸时叠成井字形，一次能抬4具，胡乱埋入，也懒得插牌了。多年以后， 我们每接触新友，述及夹扁沟，大家都谈虎色变。兰州市文化馆长詹乐政说起，夹扁沟右派 中，有一位国学老教授，他因不舍而随身带了一部宋版书到农场，宋版书极珍贵，完整的已 很难求，就是残页，也值一两银子一页。这位老教授，在奄奄一息待毙之时，身旁有一堆枯 枝败叶燃烧取暖，他以余力慢慢地撕下一页页宋版书，投向火里，观其燃烧，待到投入最后 一页，断气了。不待“文革”的“秦火”，老教授先“殉宋”了。但夹扁沟的生还者还是有 的，80年代我们在杭州认识邹梦禅先生，他是书法家、篆刻家。30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 馆工作，尚是青年，参与编纂《辞海》。封面、扉页“辞海”二字即是他集汉隶而成。他即 是生还者。是夹扁沟少数被派往瓜园劳动的人之一，右派当不敢窃瓜而食，但他却逃得了生 命。甘肃人右派生还的还有高尔泰（美术家和美学家），是天白的朋友。老高夫妇回到了兰 州，后来阖家居住兰州城郊伏龙坪，属半山区，因为是农村，管束较轻，夫妻俨然是乡居生 活，一家7口（4个孩子、老高夫妻，加老高的老父），老高说，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仍然 抽暇看书，写诗文。家徒四壁，然骨骼仍然清傲。一天一个公社书记到他家中道三说四，让 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云云。当书记起立回转时，老高猛的把书记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一 把摔出门外，说道：“这些人坐过，老子不要了！”土皇帝领略这一架势，愕然！ 老高不以下乡务农为苦，为折磨，真有些魏晋风度，可以箕踞，可以负曝，扪虱，赤膊， 趿鞋，翻青白眼不理人。最令他舒畅的是清晨如厕。坪上的厕所均在室外露天中，以矮土墙 围之。老高与夫人双双并肩而登，而蹲，在朝霞旭日中悠悠远眺，高声谈笑。此举连阮藉、 稽康也远远不及。 我们的贤后街居所，是省文化局所属宿舍，原住南房的右派王仲才（原省文化局文艺处 处长）受到“甄别”待遇，另迁别处了。我们赶紧通知老高有此空房。他与长子一雷（当时 祗10岁）连夜以独轮车冒雨载书下山占房。次日，省京剧团一班青年武打演员再帮他搬杂物。 于是他又做了城里人。省文化局以前都回说城内无房，此时当然无语可说.老高终于成了我 们的芳邻。他常在我们吃晚饭时，捧着他的诗文前来朗读.他每每见我都行屈膝礼.夫人柴洛 苇对他的种种“创举”，宽待到熟视无睹，早习以为常。生活的贫困，人情的冷暖，斗争的 血腥，与老高似都无关.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我们也渐感轻松。我们和老高一家祗做了一年 有余的邻居，就搬到了中山路。 “文革”一开始，陈朗即受冲击，关入“牛棚”，我是居无宁日，时受惊恐。乃约老高 于某汽车站见面，讨教。他却珊珊来迟，旁若无人。远远的就向我行屈膝礼，说：“美丽的 夫人，有何见教？”老高呀老高，此时也，长剑正悬在头上哩！但是老高在这一次的谈话则 是一反常态，严肃的告诫我种种防人之举.例如，他说，千万别到陈朗单位去，万不得已非 去不可，也带孩子去，免遭毒手。但这一点，老高失算了，他还是把造反派想得太人性了。 因为我后来终于挨了打，受了重伤……接着，我们的遭际更陷于“深层”而流离巅沛，与老 高一家人也就失去了联系.直到80年代初，陈朗已返京，老高曾赴京观摩戏剧会演，他们曾 再聚头，而我恰恰未在京。80年代中期，老高因公顺道来杭州看我，而我又恰未在杭，再度 失去了劫后重生的会面机会。不过我相信，他的傲视世态，宠辱不惊，当一如既往。“举头 西北浮云”，我祝愿他和柴洛苇白头眉寿。 袁炜 60年代初，兰州市中山路街道办事处组织改造右派的学习班，共5名右派参加，我和袁 炜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文件、政策。讨论时，别人都不大说话，发言 也诚惶诚恐，但袁炜声音宏亮，语言极富逻辑性。我们都很叹服他的口才。他当时才50来岁， 反右斗争前，是《甘肃日报》主编。他的被划为右派，是自告奋勇“自愿”要来的。1957年 《甘肃日报》与全国一盘棋，也正轰轰烈烈展开反右斗争。袁炜认为共产党既然主动提出整 风，要求全国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见，且表示过决不秋后算账，可是又出尔反尔，把提意 见的人打成右派，说成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服。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提些 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谁料得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扣竟达20 多年！ 在处理右派的政策条文中，其中一条名为“自谋生路”。袁炜“自绝于人民”，竟脱离 组织，走上单干的生活道路。他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家庭着想。他不愿被押送外地，远 离兰州。因为他有一个不聪明的妻子和一个痴呆儿子必须由他照顾。 袁炜的住所与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遥遥相望！我见他在门口路边摆过修理茶壶、破脸盆 等的营生，也制作过雪花膏在门口零卖.他干得最长的是挑着货郎担串街走巷收购旧衣破鞋， 然后分类再卖出，以此维持生计。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终年一袭蓝布大挂， 很脏.他患过胃病，开过刀，因无钱输血，以致营养不良，脸色青绿.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被关入“牛棚”，备受 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着扣发他的工资，家庭成员祗能享有每人每月9元生活费.我的生活 发生了困难，因而想到了“自谋生路”的袁炜，找他商量。他为我们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 我们一起收破烂，他争取多收些、走远些，我则将塑料、纸张、旧书、破衣等分类，好一些 的衣服缝补后可穿也可卖，破布则打成褙子送往鞋厂.为节省开支，两家一起合伙做饭，由 孟夫人掌勺。袁炜还谨慎的将我们合作维生此一情况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立案，方可保无事！ 每日晚饭以后，大人们在灯下拆破衣旧裳，孩子们则于破烂之中搜寻他们的“宝贝”， 尘土飞扬，更显得灯光昏暗了。但这时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时候，双手不停的干活，口 中则叙述家常，早先读过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说一遍，互相提示遗漏的情节。在收来的 旧书中，我得到《本草纲目》，与一批版本极好的针炙书籍。 袁先生是内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德国，是当地青年的楷模。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先生愤而从日本回国，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决心。不幸的是，在延安 的整风运动中，他被视为法西斯特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 关入黑暗的窑洞，要他作无休 无止的交代。初进窑洞时，另有一个难友，他俩相约，谁能活着出去，谁就向对方家庭通讯， 设法营救。约半年时间后，难友得先出“狱”，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汉的袁炜的舅舅，当时是 《申报》主编。他舅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袁炜的爱国行动，谴责关押迫害的不合理 性。毛泽东有亲笔回信，袁炜因得出狱，但他坚决要求离开延安，来个180度转变，直抵南 京政府任事。几年后又弃政从商，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他整装回国，途径兰州，经友人 推荐，当了《甘肃日报》主编。这时的袁炜已经30多岁，漂泊半生，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浪， 经人介绍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计。 孟小姐是山东邹县人，孟子后代，祖上因山东战乱迁居甘肃，经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 亲一代已经俨然大家，在兰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亲视同掌珠，择婿 极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误了，及至选好婆家，她已病入膏盲，不能行婚礼了，临终之时， 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结果允许她隔窗一窥，就此仙逝！孟家鉴于长女的伤春而死，所以对袁 炜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别无挑剔。婚礼很隆重，将中山路这个前后有3个院子的大房作为 陪嫁。这时的二小姐已经30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肤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腊美人”， 能做一手美食，祗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炜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这种程度！ 本来嘛，反右运动后，袁炜想跟她离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当时许多右派都有这样的做法， 但他顾虑到这么个低能母亲，又带着患羊癫疯的儿子，岂不更受人歧视？我见到孟夫人时， 她已年过半百，仍依稀可辨“腊美人”风貌。她的前半生，生活优裕，嫁袁炜后，还雇有白 俄保姆，没有苦过，但苦在共产党手里.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们祗住西厢房一间.袁 炜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为别人当过佣人。但孟夫 人很快乐，从不忧愁。当我们谈到右派有赶出城市的可能性时，她插嘴说，若到乡间，她一 定种很多韭菜，还要买一条骆驼来骑骑，她说不欢喜马，欢喜骆驼。在寒冬，我们收购不到 太多的破烂，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个露天工场做手套，零下10几度，双手麻木，两脚冻 僵。但孟夫人很高兴，来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辗转从关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区.一日，袁炜只身远道而来见访，原来 兰州斗争激烈，他怕吃眼前亏，携妻带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陕西日报》主编，共 产党的红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祗住了3天，觉得其弟有大义灭亲的可能，他不想被押 送回兰州吃眼前亏，因而毅然只身外逃。至于妻儿，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顾吗？他管不了 那么多了。袁炜深谙共产党虎头蛇尾的作风，任何运动祗要避去锋芒就可能不吃苦，这是哲 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袁炜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浏览了杭州名胜，他觉得应该继续他往。临别之时，无以 为赠，我脱下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给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丝暖意！那是 60年代末的事。现在推算袁炜先生年龄应该有80多岁了，真正是“生死两不知”啊！（未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