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大公报》的右派份子 （北京）刘自立 一、1949年后无公权的《大公报》 《大公报》右派计20人 《大公报》老记者吴永良先生说，孟浩然诗云，“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1957年 《大公报》一批记者编辑被流放北大荒，做了毛时代的“流人”。这些流人现在的处境如何？ 他们如何看待反右运动，值得记下一笔。 据吴先生说，《大公报》右派份子编辑部和经理部总计20人，约占报社编辑、经理两部 人员十分之一强。“被划为右派份子的编辑部人员是：总编辑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记 者部副主任萧离，记者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尤在、吴永良、顾国权，理论部编辑朱沛人、 毛健吾，副刊编辑高汾……，国际部编辑徐梅芬，总编室编辑曹铭，通联组编辑余悦，香港 《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经理部人员是：副经理赵英达，业务科副科长冯隽民，财务科 科员徐文兰，业务科科员石文华。”（见《雨雪霏霏》吴永良着） 据笔者了解，前《大公报》人员，许多在1949年前后已为著名人物者，也难逃脱流人命 运。如，彭子冈，杨刚，徐盈，戴文葆，曾敏之，萧干、徐铸成等。王芸生，则是因为毛的 所谓“保护”，作了边缘人，就是拿掉他的总编辑实权，任为社长，赋闲在报馆里，写写 “二王八司马”一类闲余文章，和那个“文人论政”之王芸生已判二人。 上述人物，许多都是笔者前辈甚而为父执也！他们的身影或在京、或在港、或在美，都 是我极其熟拈的老伯。他们的身世荣辱，于我看待史料中而得知之，究竟不同。纪念这些在 世和鹤去之前辈，我还是想用“故人云散尽，吾亦等轻尘”之诗句，来说明我的心情。那个 和我的童年必尽联系，在一个国度、一个城市甚至一个院落中发生的事情，那些左右中各色 人等，他们在毛时代和今天，究竟如何成为历史和历史走向的参照物呢？ 《大公报》里的左与右 时下讨论右派问题，有许多歧见。主要分歧在于判断他们当时的言论之反对性质和庇护 性质；一说右派是秉承自由主义观念批评共产党；一说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党的立场上， 为了健康党的局面而呈谏言，抑或本人成为死谏者而不知。这个讨论的要义，其实已经上升 到政治哲学的大课题。极权主义之中国，最后一次以毛以外之思想发生对抗毛式正统思想的 运动，毕竟仅此一次。右派的主将不是以马克思而是以普世价值和西方政见，来说出右派份 子的主要观念的；此其一。 二是，他们的主要观点，企图媾和于党、于毛，成为中国20世纪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祈 望公用一个政治平台的奇观，又是世界政治思潮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和苏俄的不同政治见 者之历史、之见解不同。 最后，这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被毛的废黜百家，独尊毛家的政治强权洗脑。以后在 一个很长的时期，几乎所有反对派，都成为毛式圣经之注解者，其间争议的焦点，已经成为 究竟谁是毛正统和马克思正统，完全撇开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原义——直到四五运动，这个绝 望的路德式构思才被击破，遂有“第五个现代化”之主张问世。 在《大公报》定位方面，也有许多较为复杂的内涵。《大公报》本为主张“四不”报策 的自由主义报纸。但是《大公报》中上上下下，却也不是自由主义铁板一块。其中许多名记 者为地下党员。这个现象导致《大公报》舆论走向中，含有批判国、共两党之倾向；在定位 民国社会现状和未来前途时，他并未做出清晰的结论。这个由王芸生提出来的所谓“中道而 行”的第三条道路，最后是以导向共产党为结局。 故此，我们在敲定《大公报》右派的思维言路时，也不能脱离这个政治轨迹。许多著名 或者并不著名的《大公报》记者、编辑，他们或者是党员，或者是同路人，祇是像张季鸾一 般和蒋介石过从甚密而又倾向于胡适之思维者，并不多见。于是，在王芸生和张季鸾两人主 持之间，《大公报》政治倾向有所细微之异，可以说，王左，张右。 简单来说，我们看到57年被打成右派者，其多半政治倾向是王派，不是张派；也就是说， 反右运动在《大公报》之表现与在全国之表现一样，是毛把自己人和同路人统统打倒的一场 残酷运动——而不是由真正之异见份子、自由派或者反对派形成的政治反对运动。 在厘清这个前提以后，我们再悉数右派个人之政治定位，就显得比较容易。 那么，我们看看当时《大公报》人中的右派们之“谏言”，究竟如何？ 二、言者不言者都罹难 徐盈的沉默罪 先看上述介绍之吴先生的右派罪究竟是什么？书中吴先生说出两点。一是在萧离指使下， 写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被“蒋匪 通讯社利用”罪名成立，是因为萧离是右派份子；受其指使也是右派份子，成为一个推断。 二是，“符合萧离、萧凤的言论，要求徐盈、彭子冈回《大公报》工作，要王芸生要求 一些人来办报。”吴永良和徐、彭有联系——也就成为罪状；因为徐、彭是右派。 关于萧二夫妻，吴写道——“萧凤出身于北师大，敏而好学，博览中外文学名著。撰写 文章，无论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挥洒自如，不落窠臼，不时杂以口语，显得生动活泼。 她写作时十分认真，身旁的字纸篓里，总扔有一些废稿。……” “萧离属于专家型的记者，所写人物大多是专家、学者，诸如俞平伯、梁思成、裴文中、 常书鸿等，都是各方面的大师。他出身北大，十分熟悉这些学者，了解他们的专业，因而也 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是记者中的专家。他自称‘一把年纪’，大家和他开玩笑给加上四个 字：”学问大。‘“ 徐盈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时任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子冈为《旅行家》杂志主编。徐 东（徐、彭女公子）告诉我，他家父调到宗教局，是为了让他脱离《大公报》。好的说法， 是因为徐写过关于民族宗教课题之文论——他的《抗战中的西北》。徐盈是《大公报》研究、 报道中国经济问题的记者。他的抗战时期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从大的框架上考察，徐盈作为中共地下党，抨击民国经济一塌糊涂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这个一塌糊涂后面自有两问。一是如何估计整体之民国经济。二是49年以后，徐盈对于 民国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文革经济之看法，之比较。我们看到，徐东先生近来刊文介绍了 她父亲之经济报道活动。得知徐盈除去和《大公报》一样，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时期的“前方 吃紧，后方紧吃”之现象做出抨击外，其经济报道涉及农业，工业，手工业等。具体观念， 都是在寻找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之出路。他对于1938年宜昌的“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大撤退” （晏阳初语）一则报道，尤其知名。 对于民族资本及其人物，如卢作孚、李烛尘、范旭东、候德榜等人，徐情有独钟，做出 采写。他亲自编撰了《中国实业人物志》，在30年代，说明了他的一点倾向性。（而卢作孚， 康心如等企业家在1956年前后，又是如何之命运呢？徐老自然不及补白。） 我们说，在毛泽东提出要草，不要苗以后，中国经济活动已经变成“没有活动”了。不 管是徐盈、还是其他人，已经没有丝毫权利论及经济问题。 徐被打成右派，又是出于何因？徐东告诉我，……她父亲本无任何言论。无言论，何以 成言罪？这就是奇观了。没有言罪，也可以“何患无词”！因为，徐盈是杂家，除去经济报 道，旁系文学写作，政治写作，新闻写作……；杂家本身就成了罪名。二是，不管你是不是 表态，仅仅因为你的身份、历史和名声，也可以定罪。三是，你本人是不是赞成成为右派， 这个考量，无意义。这样，徐盈先生就荣登右派之榜了！ 彭子冈成为右派的原因 彭子冈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名气一点不让夫君徐盈。据传1940年秋在一次集会上， 孔祥熙大谈营养运动，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祇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 吃糙米，说那是含有维他命ABC多种营养的食品。 《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听不下去了，马上站起来提问：“这几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 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 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 孔祥熙被这么一问，祇好打哈哈：“哈哈，哈哈，散会。”“哈哈孔”因此得名。 有趣的的是，彭子刚和很多欣赏共党者一般，也写过毛氏。她写——“‘很感谢’，他 （指毛——笔者）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 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 是他的新装。” “张部长（张治中）在汽车旁边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 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 凉。 “毛、张、赫（美国大使赫尔利）、周（周恩来）四人坐了美大使2819号汽车去张公馆 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2823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50号了。侍从组组长 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 出里面的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 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贬孔（贬蒋）褒毛，一时间蔚为风气。彭也不能免俗。没有人知道，毛代替蒋会带来什 么！ 子冈成为右派原因何在？原来她反对在怀仁堂开会时记者要从旁门而入之规定。记者不 能和人民公仆一道门而入之，是何道理！这个说法，就是反对了“公仆”了。 再有，她反对搞政治运动。也成为一个罪过。 故事都是连锁进行的。早在《北京日报》社批判子冈的乃是杨刚。杨刚乃大名鼎鼎的左 派，早年主持萧干管事的《大公报》副刊，据说是极为不同于此报正刊之小骂大帮忙的革命 副刊。以后周恩来很赏识之，就命她为秘书了。“我还记得她批判的题目是彭子冈怎样从资 产阶级妇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吴永良说。 她的右派言论，却是一则抱怨北京不让菜农进城卖菜的报道！ 她写道，“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 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 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 惦记！一吆唤一连串，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祇能从相声‘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 祇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调，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胡同里短不了的家 庭妇女们，她们一转身子，菜到手了。”（见庄永志《彭子冈——新闻界“三剑客”》） 三、左倾记者也是毛的打击对象 杨刚死难之谜 杨刚批判子冈为“右派妇女”以后不几天，就莫明其妙地自杀了。这个自杀之谜迄今无 人解之。说是她丢失了一个笔记本。 《大公报》也有一个关于杨刚事件发生前后的故事。讲述者是老《大公报》编辑，年旬 80高秩的吴秉真先生。她在最新一期《燕京通讯》上撰文，有此一题。她说，当时《大公报》 开会批判朱启平（我父亲刘克林主持此会）后，忽然有人给刘克林递上一个条子。刘看过后， 宣布会议马上结束。后知，那条子上写着，《人民日报》杨刚自杀了！吴秉真写道，刘克林 见此条子面色铁青！ 杨刚之死究竟为了什么？ 王芝琛先生（他是王芸生的公子，《大公报》研究专家，已经去世）写道，“1957年夏 天，杨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右运动。她义正辞严，痛下辣手，对好友萧干、同事子 冈都毫无顾惜。充分展示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旺盛的斗争意志。不料仅仅 3个月后，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弃世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玲等人的大会。丁玲是上个 世纪中国惟一一个先后得到鲁迅赠诗、毛泽东赠词的女性。名气、风头都在杨刚之上。当时 已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有旧友估计，杨刚也许在精神上蒙受了极大刺激，甚至感到幻灭， 以至以死寻求解脱。 杨刚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真正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 因为向党交心成右派 夏衍在谈“二流堂”的时候，提到高汾这个名字。这是社会上高汾名声在外的证明；高 汾和她丈夫高集，都是报界闻人。高汾57年成为右派，高集幸免。二人政治上没有一样的身 份，却依然连理。这也许说明毛式政治并不能毁坏一切。 “二流堂”是什么？夏衍说，“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在其 居‘依庐’旁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 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 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 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见夏衍《懒寻旧梦录》） 吴永良说，当时报社三楼贴出一个告示，“宣布高汾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份子。” 高汾何因被打成右派呢？笔者问过高伯母。她说，“当时我在党校，一些老报人像徐盈 啊、钱辛波（老《新民报》编辑）啊，也在。当时看见争鸣了，很高兴。我们提了一点意见。 就是说，今不如昔了。报纸，现在不如以前办得好了，千篇一律；现在不如老《大公报》办 得好了。就说了这些嘛！”。 于是这个并不反党的言论，把高汾打成了右派。 这里，查出钱兴波先生的文章，可以作为佐证。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通知…… 随着运动的发展，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份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新闻班领导小 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 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 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 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 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见钱辛波《交心成右派》） 伟大的平凡和伟大的渺小 朱启平，是名声大过高汾和许多《大公报》人的著名记者。稍有报史知识者都知道，他 是《落日》的作者——当年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采访日军受降仪式的中国记者。落日中著名 的段落人们还依稀可读。他写道——“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10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 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 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忘。 “…… 是的，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奇耻大辱，对于1945年的中国人好像是洗刷干净了；但是， 时过20年，中国人又被自己的皇帝打成万劫不复之徒！这个教训，使得朱启平先生作何敢想 呢？他的感想是如此而发的，“以他独特的角度，呼吁一种‘伟大的平凡’之精神——也就 是他在谒见戴高乐墓以后撰写的脍炙人口的文章《伟大的平凡》”他写道：“教堂周围是一 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就在小径尽头，也是石头砌的， 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祇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 墓石是普通的石头……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祇觉得面前是 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现 的！” 朱先生后来说，“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话 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的。” 王芸生也说过，“钢刀一举，哢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 才算得是一条好汉子，一个好记者”！ 这个精神，也许，就是朱启平的反右言论之精神吧！ 可惜，这个精神已经被现在的喉舌阉割大半以至全部了，汉子、好记者为数寥寥，就像 北京没有星星的夜空了！ 朱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是因对新闻业务问题提了几条意见。人们都不记得他究竟 有何“业务问题”，有何“政治问题”？怕多是毛诗人浪漫主义的妄想狂吧！ 左中右都是敌人 萧干何以被打成右派，已成轶事。这里不妨再说一遍。1948年，郭沫若抨击《大公报》 和萧干为黑色文人、“黑色鸦片”，定下他不被红色系列看好的因素。 文杰若说，萧曾经对郭沫若50大庆发表批评，称之为“大张寿筵”与“称公称老”—— 那其实是针对田汉——郭以为是影射。他以后严辞指责《大公报》和萧干。说萧干是“钻进 《《大公报》》反动堡垒里的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此为一。 再有，是不是萧干和杨刚沆瀣一气，成为党之帮办——王芝琛说，“在《《大公报》》 所谓的‘右派记者’中首推萧干。……萧干一再讲，他与杨刚具有深厚的友谊。……但萧干 可能并不会想到，将他划为《《大公报》》内‘右派记者’的始作俑者竟是杨刚。我们并不 应责怪杨刚，在那样的思想时代，从另一个侧面说，不但证明杨刚的活学活用，也足以证明 杨刚‘不徇私情’，包公式的‘铁面无私’。将萧干划定为‘右派记者’”。（以上均见文 杰若《萧干与〈大公报〉》） 我们来说句公道话。王芸生的《大公报》和张季鸾不同。芸老明里暗里是容纳共产党员 的。很多党员存活于兹，像李纯青、季崇威、杨刚等。芸老还赫然驱逐了一些国民党的小特 务。至于他在40年代末之北上，也是共党所为，主要是杨刚所为。萧干和当时的胡风和郭沫 若比较，当然还是中间靠右。胡风那篇把一切骂倒的檄文，和文痞郭沫诺说《大公报》这样 那样的谩骂文字，和老萧之西学文风，还是不太一样。萧干这个人的定位不同于共党《大公 报》人。他是写过关于《大公报》自由主义文章社评者。这个社评是46年发表的。主张统制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但是，据唐振常先生说法，《大公报》“起义”说，是萧干发明的。 《大公报》是不是起义了？不好说。王芝琛以为是八抬大轿来抬的——就是毛亲自函邀 王芸生北上。……但是，王芸生晚年承认是他亲自埋葬了《大公报》！ 当然，芸老和萧老已作古。王芝琛说过，因为老萧做浪漫状，撇开洋老婆，被他爸一通 骂！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毛可是不管你左中右，如果你要稍稍独立于他，对不起，就一 概没收饭票，打入冷宫，成为流人！ 于是剩下一个郭老，其余者都入地狱了。 我们的看法是，就像老毛要把鲁迅关起来一样，如果张季鸾活着，《大公报》属于消灭 之列是没有问题的。张季鸾的不党倾向，没有妨碍他继续成为蒋介石公馆里的常客和布衣； 固然，王芸生不会因为季鸾公的张蒋交情而不骂国民党。这是两件事情。 说到反右，什么是右成为一问。我们说，王芸生逃脱了右派命运，跑到北京和延安的一 些人士没有逃脱。说明毛是要把你这个左倾选择者也打成右派份子的——他连刘少奇也打倒 了，还有谁不可以打倒？ 这里其实无关乎左右，祇关乎你是不是毛氏草民和御用文人；这些人是没有人权的，即 便他们是很左或者很右，都是一锅端的。 四、合法的呼吁之意味 抨击毛以外的最强音 右派诸君今何在？除鹤去者，多数右派与时俱进，都在反右运动50周年大祭时期发出了 他们的心声。这个心声和50年前比，笔者以为有了很大变化。 其中非《大公报》人、作家柳萌赫然发出一个强音，说是“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 子手！” 他的看法，还包括了指责和还原被人们倍加赞扬之赵紫阳的反右态度。他说，“在该长 篇访问中，赵紫阳谈到毛泽东，谈到反右运动。赵为毛泽东以及反右运动辩护。他说：毛主 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 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 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见柳萌《邓 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子手！》） 这也许是老右们除去抨击毛以外的最强音。 高汾等右派们在2007年做的事情，就是和许多右君联署了给上面的公开信。那个信就是 《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此信上，高汾、 吴永良、徐梅芬等老《大公报》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笔者最为关注这信的一句话是——“我们深信，真心信奉‘三个代表’，倡导‘以人为 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有正直的有识之士，都会赞同我们以上合法、 合情、合理的呼吁。” 这究竟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幽默呢？ 这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抑或社会主义民主之诉求呢？ 我们得知，许多没有签名者或者不乏反思，或者关注此事。 历史同样记载了这些或前或后，原为《大公报》人的遭遇。这里既包含反右以前政治运 动中的受迫害者，如著名出版家戴文葆先生（原《大公报》人）；也含以后被镇压者，如 《大公报》原驻印度记者谭秉文先生。 曾敏之先生的义举 而香港《文汇报》代理总编辑曾敏之先生，则是六四运动期香港文汇报“开天窗”事件 之主持者。 曾伯何以被打成右派？有南都报对他的采访——“曾敏之：等到1957年，朱光市长喜欢 作诗，常常跟我商量他作的诗哪一句好不好，形成诗友关系。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敏之兄， 现在我们市委想听取大家对改进工作的意见，请你来开会。‘我去参加座谈会，就把岑荔丹 这件事情讲出来，批评他们官僚主义，不懂得新闻自由，阻挠采访。 南方都市报：没想到紧接着就“反右”了？ 曾敏之：“反右”来了，说我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内定为右派，下放到白云山劳动。 很快就平反，领导想让我回到联合办事处，我说：“原来我也是作家，我到作家协会去吧。 ‘就把我调到广东省作家协会搞评论”。 敏之先生在老《大公报》时期，主持记者部，和李光诒先生等报社记者，一度被国民党 特务抓捕。那是40年代末。 王芸老当时非常气氛，告诉国民党人士，“明天不放人，我就见报！”果然，他们第二 天就放人了。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大家很清楚。 1966年，就不是王芸老要见报，做警告，而是有毛氏红卫兵把整个《大公报》完全取缔！ 曾敏之先生，是我文学事业的支持者，还有赵泽龙先生等。 80年代赴港，正值“反自由化”运动。我记得最清楚，敏之先生问我们一行人怎么看…… 他是不以为然的！ 六四时期，我在台湾《中央日报》和香港《文汇报》皆有诗作发表，曾伯支持我。 那时他的一个震惊世界的正义举动，就是在文汇报“开天窗”，反对戒严。记得报纸社 评位置，赫然写着“痛心疾首”四个大字！ 有人说，那是金尧如先生所为——不对。那时，主持《文汇报》者是曾先生。 我见过罗孚先生，他肯定我的说法。（编者注：1993年7月曾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的金尧如先生在接受亚衣采访时说：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军事戒严令后，我参加了香港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抗议集会，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解 除戒严令，立即与学生和平对话，解决问题。六四暴力镇压学生和市民之后，我们在社论的 地方开了天窗，写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原来的社论写了以后，李社长和我以及另一位 副总编辑商量，决定“开天窗”。开天窗是无话可说，写上“痛心疾首”更震动。这个事情 使北京很恼火。这是以前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就在《新华 日报》上开天窗，写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见亚衣：《流亡者访谈录》410页， 2006年香港出版。） 57年前后、不是右派的右派 据记载，戴文葆先生在1954年就已“落马”（见沈昌文《我初涉出版社》）。沈说， “1957年的‘反右’，搞得比1954年更凶了。曾彦修中箭落马。戴文葆对1954年的处理不满 意，发表了很多意见，于是就被当作最严重的右派言行，被送去劳改。‘陈原，戴文葆代’ 的模式，到那时候正式结束了。”沈说。 戴先生那时是三联出版社的负责人。 文革后，戴先生和许多当代文人写作、出版，成为文坛主将。我的阅读目录中，就必然 包含戴伯在内的那些笔杆子——如李慎之、唐振常、戴文葆、鲲西等人。他们和一些当时的 耄耋如张仲行、周汝昌等，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硕果仅存的文化风景线——那条 线过后，就成为文化瘠土了。 谭秉文先生和我熟络。我们就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历史全过程，作过采访。他的第一 个罪名，据说是因为参加过“忠义救国军”——那是一个抗日的队伍，属于国民党中统蓝衣 社——戴笠是抗日的。加入此军时，谭不满20岁。他在反右运动以后，1958年，以反革命罪 啷铛入狱，就是因为一副漫画的注释。成为不是右派的右派。 2、30年的劳改生涯，使他转遍了大半个劳改场，从河北到新疆。庆幸老人家钢铸铁打， 迄今，身体还是十分硬朗，居然血压比笔者还低，祇有120.他的所谓罪名，当然已经一风吹！ 这些耄耋之辈，虽然垂垂老矣，可是，他们有幸成为假共和国第一批准独立思考者，正 好是自由民主道路上伟大的铺路石。对于这些勇士的追记，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必要，非常珍 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