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四） （新西兰）周素子 王流秋 王流秋从50年代初开始，就是原国立杭州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 师，但他与当时艺专教授如黄宾虹、潘天寿等完全不同，后者都是出身旧家，有国学传统的 画家，而王流秋是泰国华侨，而且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 40年代，王流秋尚属少年，身在泰国，而思效忠祖国，受当时潮流影响，历尽千辛万苦， 只身抵达延安，一方面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一方面进“鲁迅艺术学院”研习油画。精湛的 画技，使他在50年代后有机会荣任艺专教师。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大多在“白区”、“旧 社会”成长，出身非工农兵家庭，算是“先天缺陷”，是历次政治运动检查的对象。而王流 秋在延安革命熔炉中锤练出来，真是百中挑一，凤毛鳞角。他属于“又红又专”的大学教师。 国立艺专（现称中国美术学院）有教师宿舍在西湖北山岳坟附近栖霞岭108号，57年整 风反右阶段，我哥哥周昌谷在美院任教，与王流秋都住在该处，我父母与哥哥同住，我在寒 暑假由学校返家能时时见到王流秋，我们算是芳邻。 王流秋也被打成右派，同样受到孤立。他深居简出，脸上表情甚为冷峻。一反当时常情， 身为右派份子的王流秋此时竟向“革命”的妻子提出离婚！他在延安时结婚，与妻子是“革 命伴侣”，同来杭州后，妻子在浙江医学院任职，也是共产党员。在很长时间内，他的妻子 不愿离婚，虽然分居（女方住医院宿舍），但常为他送日常用品来，她自己站在栖霞岭宿舍 门外，由孩子送东西给爸爸。每当这种时候，我的老母亲若看到此，就私下为他妻子抱不平。 但最后他俩还是离婚了。 文化革命一开始，受磨难的知识份子就面临更大的灾难。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是造反派 的司令部，一时抄家、批斗、隔离，来势凶猛。王流秋等一概不能幸免。几年以来，运动常 处于一张一弛中，故王流秋有时被监督洗厕所，有时又被关押，有时亦有人见他在风景点为 人画肖像赚钱。但在某一次关押中，他竟不可思议的锯断铁窗的两根铁条，逃走了。王流秋 拒绝改造，自绝于人民的消息，一时震撼了人心。直到王流秋于中缅边境偷渡被抓获押回后， 人们才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王流秋是想回泰国去。当时不允许私人出国，祇有偷越边境一个办法，但偷渡属叛 国，抓获是要判重刑的，何况是身为政治犯。他为越境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预先设法向泰 国寄出两张名家国画，以便在抵达泰国后变卖可作日用，又购了一只汽车内胎，好在漂流时 节省体力，然后备足可供若干日消耗的干粮。在中缅边境选择好一条河流，为了安全，他祇 能于夜间漂流。这类终年不通航的河流急湍，肯定惊险万状。日间他则伏于丛草岩石中，如 此夜行昼伏，过了若干天。他计算日程以为已经安全出境，但一经上岸，谁知尚在境内。有 人说，他若再坚持半日一日，就可出境了。他被边防民兵押送公安机关，再被押解回校。见 到他的人说，他消瘦、黝黑、长发，形容狼狈。此案由法院裁决，被判处20年徒刑！ 美术学院的“造反组织”为王流秋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追随足迹。满含讽刺意味 的是，这个专案小组都是年轻学子组成的，他们在调查后，竟发表申明“王流秋不是罪犯”。 理由是：王流秋当年既为实现理想，从泰国到延安，今日，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回到 泰国去，算什么罪？！调查组自称为“5牛战斗队”，因为调查组成员为5人。那时凡是历史、 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蔑称为“牛、鬼、蛇、神”，关押处称“牛棚”。此5人准备坐牢，故 自称“5牛”。真勇士也。 70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王流秋回来得较晚，已在80年代初了。是由他学生，当时已在 美院任教的徐永祥到监狱将他接回的。徐永祥和我说起，别人在10年中都荒疏了画艺，而王 流秋却有机会在劳改场所继续绘画，他的艺术更为长进了。王流秋还带回大批油画习作。落 实政策后的王流秋，仍任美院教授。至于那位离婚的妻子，仍然在等他，他俩为大团圆结局， 复婚了。 朱金楼 朱金楼先生是浙江美院老教授，美术评论家。 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他曾有过几年短暂的美好日子，其时学院还未迁院，坐落在西 湖中的孤山南麓，近侧即是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连接着孤山是桃红柳绿的苏、白二 堤。孤山上有许多古文化旧址，有清朝藏四库全书的所在文澜阁。后来的省博物馆和省图书 馆即建于近处。尚有声闻遐迩的西冷印社，陈列有东汉三老碑诸古石刻。人们蕴涵在古今文 化气氛中。 50年代初的朱金楼，30岁左右的壮年，教学、着文，习画并雕塑。他拟塑一尊曹雪芹笔 下《红楼梦》中第一俏丽人物晴雯像，要在人间找一个活晴雯作为模特儿，于是物色到了浙 江省越剧名旦张茵小姐，在若干个年月朝夕相处中，朱金楼对张茵，眼观手摹，等到塑像告 成，他俩也成为佳偶了。苏白二堤及孤山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一个春日，我和哥哥昌谷在平湖秋月旁的湖船上，见朱金楼和张茵时时隐现于白堤的怡 红快绿中，张茵身穿淡绿色旗袍，白鞋，打一顶藕合色遮阳绸伞，粉装玉琢，体态轻盈，衬 托着朱金楼的朴实倜傥风调，好一对神仙眷属！这一印象给我的深刻，竟历经半个世纪尚在！ 自朱金楼被打成右派后，这一对神仙眷属，究竟经不起政治风浪的考验，成了怨偶，不 久也就离婚了。佳人归了沙吒利——张茵与当时的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某结了婚，并且还 带走了与朱金楼所生之子，小名叫做毛毛的。张茵仍然活跃在艺坛上，而且荣任省越剧团团 长。她与张某生了一个小公主，取名巧鸿，巧鸿虽没有母亲那般俏丽，但她比母亲有学问。 成年后的巧鸿，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江南》杂志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巧鸿 成了我的朋友。 相比之下，朱金楼的遭际与张茵可谓天差地别。右派本来就受孤立，加以别无家庭成员， 他越显得形单影只，且不能再从事教育工作，所有的研究、著述工作也都被逼停顿了，祇能 做一些与本职毫不相干的半体力劳动。“文革”开始，他所在的浙江美术学院发生很大的变 化，当时已迁在城内南山路，这里成了省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早经停课，斗争比别处尤 为激烈、残酷。院内如潘天寿、吴茀之等教授也均被关入“牛棚”。学院且成了全国群众串 连时的临时旅馆、食堂，牛棚中的“反动份子”随时待命，被拉出来示众。他们有特别的帽 子，在帽子上书明姓名、反动身份（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特务”等等，不 一而足）。在进餐中，将这批“牛、鬼、蛇、神”集中一处，让革命群众围观，向他们丢掷 骨头、菜皮以取乐，像耍猴一样。我哥哥周昌谷的英年早逝，与这一折磨和摧残有关。朱金 楼在遭受这些非人待遇中，变得更沉默寡言了，身体也更为衰弱了。 浙江美院的革命热潮，发展到扎根农村，彻底迁移到桐庐分水县，算是达到高峰。在丛 山中的分水县建立校舍，全体师生都搬到新址，且亲自动手盖房，雕塑系的师生，个个上屋， 成为“称职”的泥瓦匠。但在文革后期，又络续返回杭州，就这样被折腾着。至于这批新老 “反动份子”，尤其是右派，是最先下乡，也是最后才允许回城的。其中朱金楼，要到80年 代初期才最后返城。他早早被人遗忘了。 我再见到朱金楼时，是80年代末，在孤山文澜阁的偶然相遇。他对我发表在《徽学通讯》 上的几篇考证文章表示赞赏。“徽学”是一门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研究，较偏而专，地方色 彩较浓，不像《红楼梦》“红学”那样普遍受人注目，因此我对朱金楼的阅读之广之微，甚 为惊讶、钦佩。 90年代前后，朱金楼已到了古稀之年，大约深感老境凄凉吧，他与苏州大学一位女教师 结了婚，女方祇有40多岁，过去的婚姻情况我不清楚，但据说人很漂亮，而且学有专长。朱 金楼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几乎没有家庭生活，女教师仍居苏州，很少到杭州，朱金楼也 没有离开自己已久居之地到苏州与她同住。连朱金楼的紧邻金冶先生也祇见过女方一面。据 张巧鸿告诉我说，女方对朱金楼没有感情，她祇是为了到美国去，恐怕单身女性容易遭到使 馆拒签，找个老者结婚是她的策略，作为幌子。女教师到美国以后，与朱金楼就几乎没有关 系，音讯隔绝！大约在1992年，朱金楼重病住院，在医院照看他的，是他唯一的亲子毛毛。 垂危之际，巧鸿奉母命，到医院看朱先生，送了一束鲜花。朱先生见到这位面庞略肖当年张 茵的女儿，老泪纵横，微弱地说了一声“谢谢”。据巧鸿说，那位在美国的女教师，在朱金 楼病逝后，曾回国处理遗物，取走了朱金楼所有的书籍、绘画及全部遗产。巧鸿对朱金楼没 有给侍奉病榻之旁的亲儿子一点遗产，一件纪念品，表示不解和不平。我想，朱金楼也许没 有想到自己一下子会死，他还憧憬来日的家庭生活吧？ 李家桢 李家桢是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首任院长，他从延安过来，是老共产党员， 受过红色的革命洗礼，故有此荣任。 到我认识他时，他已身为右派，年过60，白发飘萧，垂垂老矣！70年代中期，我尚在杭 州郊区一个农村小店谋食，而安家在杭州城内武林路一间小阁楼里。阁楼木结构，在3层顶 部，为原先房主人堆置杂物之所，大多地方身体不能直立，从木梯盘旋而上。阁楼分东西两 间，我住在西边一间，也是过路通道间，东边一间住着王绍舜先生，他早年习美术，后写剧 本，但于50年代末即被省文化局勒令退职，属于“队级异己份子”。他的生活来源是一个当 褓姆的妹妹供给，身患肺病，常咯血，穷愁潦倒，他之能够在毫无医疗、半饥半饱中存活下 来，因为他有精神寄托——醉心于弹奏古琴。每当夜阑人静，陋室焚香，七弦琴音量微弱， 余音仅萦绕阁楼之门闾，并不惊动四邻。因为他早早离开了工作单位，倒幸免于抄家，保存 了古琴，有一方与外界迥异的天地。我做了他10年邻居，听了10年的《高山流水》、《平沙 落雁》，我是唯一的“知音”。冬夜雪浓，邻翁琴韵飘然入于卧榻，“一曲‘胡笳’声欲裂， 始知人世有知音”，这是在那残酷岁月中的唯一也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了。李家桢到阁楼是来 向王绍舜学习古琴的。他学习古琴是为纪念他的亡妻学鸠女士。学鸠是他在延安时的革命伴 侣，他俩共同生活了20多年，尤其是在他划为右派的孤立岁月中，学鸠与他同舟共济，为人 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可是没有等到李家桢“落实”政策的一天，即死于癌症。她与李家桢 留有一女，名唤李其容，其容从童年开始，就在右派家庭的阴影中长大，在文革中被牵连冲 击，并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长成后的其容，有大家闺秀风范，文采菁华，成为一名作 家，那是后话。学鸠生前善书法，精琴艺，现今人逝琴存。李家桢思念亡妻，不愿广陵绝响， 于暮秋之年，拜师研习。我和王绍舜既是紧邻又有乡谊，李家桢是阁楼常客，同是天涯沦落 人，何况我早闻其大名，真是相见恨晚了。李家桢性格于诙谐中寓刚毅，比如右派定性必须 于“认罪”书上签字，但即使再施加压力，横加威逼，他就是不签字，不认罪，以致在79年 落实政策要为他摘帽改正时，他也不屑，他说：“不是右派，哪来改正？不戴帽子，哪来摘 帽？”这样无畏的右派，在那个帽子横飞的岁月中恐怕仅此一名。 在落实右派政策前夕，大约是1978年，一日，李家桢到阁楼来，一反往昔诙谐、轻松之 态，严肃的与我们商量他的一件婚姻大事：他想与前妻淑贞女士复婚！李家桢是湖北应城人， 出身旧家，在不到20岁的时候，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长他一岁的淑贞女士结婚，并 育有一女。早先革命浪潮席卷各个山村时，李家桢受到鼓舞，抛妻别女远赴延安根据地。在 延安期间，自然的要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了，他与淑贞协议离婚，与志同道合的学鸠结了婚。 淑贞是旧式女子，矢志不再嫁人，她在那个大家庭里，侍奉公婆，抚育幼女儿，她的感情生 活，没有人关怀，然教女有方，此位长女后来是个有成就的医生。至于在经济方面，李家桢 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她们。 李家桢经历了反右斗争，爱妻仙逝，弱女下乡，算得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随着年龄 的增长，又得了心脏病，他想有一个人生的避风港。他常常回应城老家，那边还有发妻与长 女，还有一些亲戚故旧。回过几次家乡，淑贞均亲自下厨，殷殷款待，家乡口味与愧疚之心 感化着他的身心，他萌生归隐黄叶村的念头，加之亲戚故旧的劝说撮合，于是他想与淑贞复 婚。他将这一大事相商于王绍舜和我，问是否妥当。正因为是患难朋友，用不着按常理奉劝 相合，王绍舜的观点正好和我一致，我们都认为不必多此一举。我的看法是：30多年的感情 隔阂，和知识水平的悬殊，倒不如像眼下一样，保持介乎亲属、友朋之间的关系，可以每年 回一趟湖北老家，愿多住些日子也无妨，尝尝可口的家乡风味，逢年过节，或是对方需要时 寄些钱回去，她会感激，会觉得安慰，若将两人关系再绳之以法律，未免会产生种种复杂的 纠葛而怨怼……。。过了几个月，李家桢心脏病发作，三思之后，觉得互相照顾非常重要， 何况他一直想偿付他的感情债。当时他女儿其容早从黑龙江返回，在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李家桢为了避免与女儿间的矛盾，托我在杭郊为他俩租一处住房。一切安顿就绪，我终于见 到了被遗弃数10年之久终获破镜重圆的淑贞女士。她是标准的乡镇妇女，依稀可见年轻时的 眉清目秀，说着地道的应城方言。李家桢极力想使夫人满意，据他说，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 上，淑贞的假扮大脚鞋数次陷入泥中，都是李家桢为她拾鞋的。但不久，这种《浮生六记》 式的“闺房记乐”就被清官也难断的家事纠纷所替代，大母、继母、亲爹、继爹、长孙、次 孙，种种纷繁，两年之间，淑贞赌气回应城老家多次。李家桢最听不得那些对其亡妻学鸠的 怨言恶语。他叹息说“不读书真是太可怕了”！淑贞终于回老家，不再到杭州，李家桢也不 愿再回应城。他避免与她相见，他们的夫妻关系，到这时，真正是“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