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旧事重提 严家祺 读到《北京之春》今年5月号陈小雅“关于八九民运史三点更正”的文章，因为其中有 多处涉及本人，不得不重提20年前的旧事。我没有读到过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但读她 这篇文章，我觉得更涉及“六四”屠杀的根源问题。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民运中寻找 “八九民运”和“六四”是两回事，“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则 是一场大屠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以称为“四五运动”；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就不能称为 “六四学运”、“六四民运”。“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蓄意制造的，邓小平为了掩盖自己 的罪行，还制造了巨大的谎言，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六四”屠杀的根源是 中国的专制制度和邓小平的独断专行、残暴本性。“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但 “六四”屠杀的根源，不能在“八九学运”或“八九民运”中寻找。 21年前，高瑜采访温元凯和我，我谈了“非程序更迭”问题，因为当时我刚出版一本 《首脑论》，是专门讲首脑更迭规则、更迭程序问题以及专制制度下的“非程序更迭”的， 加上胡耀邦下台就是“非程序更迭”。我今天没有觉得当时谈“非程序更迭”有什么错。陈 小雅与鲍彤的对话中，陈小雅提到“譬如李先念散布的，赵不行了？我当时也是从老严他们 这个管道，还有《导报》这个系统里获得这个消息的”。1988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参加 会议，我根本不知道李先念散布什么，也没有兴趣散布小道消息，我谈“非程序更迭”从 1979年谈到1988年，写过《皇权与皇位》，《王朝循环原因论》，1983年出版过《终身制与 限任制》一书。都是谈“非程序更迭”，我根本想不到什么“倒邓保赵”。所以，当我在 2007年5月号《北京之春》上读到陈小雅整理的她与鲍彤对话的记录稿时，就产生了疑问。 陈小雅在文章中说，鲍彤说“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 非常信任赵。”而严家其说“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鲍彤还说， “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乔木）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我当时担任社 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胡绳是院长，胡乔木是前任院长，胡乔木推荐并非不可能，奇怪的 是此事我从来不知道，鲍彤和社科院领导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有这件事，陈小雅在文章中还 把此事与“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联系了起来。 从陈小雅 “三点更正”的文章中知道，姚监复参与了她与鲍彤的谈话。我了解到： 赵 紫阳与胡启立等商量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人选时， 赵提议严参加， 但请胡乔木推荐。 鲍彤邀我参加“政改办”的过程 198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胡乔木、邓力群的指使下整理了一份《资产阶级 自由化言论摘编》，其中涉及12人，这12人是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张显扬、 孙长江、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严家其、张贤亮、管惟炎。当时，我在鲍彤领导的“中 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工作，我不希望我的原因影响“政改 办”，向鲍彤提出离开“政改办”回社会科学院，因鲍彤坚持要我留下，我留了下来。当时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吴稼祥在一篇文章中说，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严家其与“西单 民主墙”有联系，公安部还有严的材料。吴稼祥还说，赵紫阳有一次当面反驳了邓力群，说 他了解严家其，是他要严来政改办工作的。我曾与陶斯亮同为全国青联常委，赵紫阳曾特地 向陶斯亮了解我的情况。 21年前，大概是1986年9月，鲍彤曾两次到干面胡同我家找我，要我参加政治体制改革 研究方面的工作，说要成立一个办公室。第一次我没有同意，我妻子高皋也不赞成我去，不 过，高皋并没有像陈小雅文章中说的那样说“做官的没有好人”，因为到“政改办”参加研 究，谈不上“做官”。第二次鲍彤来干面胡同，我同意了，我还说，社会科学院还没有同意， 鲍彤说他会向社科院打招呼。后来，鲍彤让我看了赵紫阳给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信，信中 提到“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22页）， 邓小平、胡耀邦表示同意此信。我在与鲍彤共事期间，我实际上只是充当一位研究人员，发 表意见，就是在“政改办”工作期间，我没有违心说话，而是直截了当说话，这在《赵紫阳 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当时的讲话记录。我曾谈到“中央政治局也要取消常委。民主就不能 实行常委制。”（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267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 论是人治的，有问题。人民通过预定程序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就是民主。”（第319页） “社会上不公正的东西，政府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发生动乱。现在没有一种机制来调节不公 正。” （第237页） 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我主动离开了“政改办”，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在1989年， 天安门学生运动发生前和学运期间，我想到我的行为不要牵涉鲍彤，所以一次也没有与鲍彤 有联系，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后来，鲍彤关了7年，我感到鲍彤受了很大冤屈。我在《欧 洲日报》，在香港、东京的一些报刊上写过为鲍彤辩护和呼吁释放他的文章。鲍彤获释后， 我仍未与他通电话，因为我想到鲍彤的电话会受监听，所以我以公开写文章的形式与鲍彤 “通话”，今天写这篇说明，也是希望鲍彤能看到，并说明我对陈小雅文章有关部分的看法。 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 我还想借此让鲍彤知道，邓力群说公安部有我在民主墙期间的材料，我相信是有的。因 为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周为民、王军涛开会研究要创办一个刊物，我为这个刊物起名为 《北京之春》。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把西单民主墙时期唯一一份用铅印印出的民刊 《北京之春》，有几十本送到了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即使只是胡乔木推荐我到“政改办” 工作，把我说“非程序更迭”，“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与“胡乔木推荐”联系在一起， 我也不好理解。陈小雅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与鲍彤谈话的记录稿，提及我的一页有十 余处删节号。这一页还涉及当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 说，那一整段话（指“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一段话）是鲍彤加上 去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因为读到这一段话，才在第二天写了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 帝头衔的皇帝”。鲍彤对加这一段话回答陈小雅说是“没有政治经验”。我担心有这么多删 节号的记录稿，是否经鲍彤本人看过，不知道鲍彤是否同意发表。我觉得这样的重大问题， 有可能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 在《北京之春》发表的陈小雅的“三点更正”中，有一段姚监复的话 “ 广东顺德的一 个同志看了那段录像（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 志掌舵“的录像），后来说： 如果形势大好的时候，你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谁谁谁指导 的，这是把功劳归于他，但在已经搞砸了的情况下，你说这个话，这不是说这个责任是属于 邓的吗？” 陈小雅在上期《北京之春》的文章中说她写过 “从1989年初，陈毅元帅的儿子 陈小鲁策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邓小平反目，甚至自行其事地在香港掀起了 ‘倒邓保 赵’的舆论风潮”，现在更正了这一说法，变成了鲍彤 “没有政治经验”和严家其“非程 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这样 “更正”，不是越“更正” 越乱了吗？ （2007年5月2日 美国纽约） （作者附注：1988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和参加会议时，曾在《中国之春》杂志上读到 过12个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