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的真假故事 （成都）东夫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经多年宣传早已为人熟知，一般人心目中留下的无非是影视镜头 场面，而在对历史持认真态度的人心目中却有种种疑点。如川军为什么不炸桥？红军夺桥为 何没有大的牺牲？等等。近年来又有报道和文章披露，红军断后的部队曾对泸定桥有过“局 部破坏” 如《兰州日报》长征采访组写的《听专家现场讲述勇士“飞夺”》一文称，1935 年6月2日红军大部队全部过完，留下9军团的何长工率领一个营守桥，何长工获悉川军已向 泸定桥追来，便派人“将泸定桥面的9根铁链隔一根锯一道深深的口子”，然后紧急撤离， 还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恩来，“后已无退路，前方应有所准备。”为此，何长工受到周恩来的 表扬，到天全县时，“专门请他吃了一碗鸡丝面”。又有成都电视台记者周军在《从安顺场 到泸定桥》一文中称，最后离开泸定的红7团奉命对泸定桥进行了部分破坏——锯断了几根 铁索，“既留下了修复余地以保证两岸百姓的生计和交往贸易，又能迟滞尾追之敌的进展速 度”，后来赶来的中央军李韫珩部，就是将就这残留的铁索，扎了个“篾”索桥，勉强沟通 两岸交通。云云。笔者对长征史有所研究，为此提供一些资料和见解。 红军夺桥时守桥川军祇有一个班 到过泸定桥的人都会对其险要惊叹，有点军事常识的难免生出疑问：祇要有一挺机枪在 响，多少人都休想从光溜溜的铁索上爬过去的。于是就有说法认为红军过桥时并未发生战斗， 例如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有此说。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答案，并且见诸于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出 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里，载有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合写《二十四 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阻击红军过大渡河的是刘文辉的24军师的4、5两个旅，其 时张伯言是刘文辉24军参谋长，朱戒吾是5师参谋处长，杨学端是第5旅旅长，张怀猷是5旅 的参谋长，这4人均为当时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对当时情况的发言权不言而喻。他们4人后来 都和24军一起向共产党投诚起义，被安排了一碗饭吃，撰写史料的谨慎也自不待言。关于泸 定桥一战的经过，他们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根据他们的叙述，防守泸定桥的是5师4旅，旅长为袁国瑞。4旅由雅安出发时，军部的 指示是：“固守泸定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时，4旅部队还未 到达泸定桥，当其得知红军已经突破安顺场、正沿大渡河两岸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的消息后， 遂决定以一个团火速抢占泸定桥，阻止红军主力过河；一个团（该留旅祇有两团）阻击从安 顺场渡河而上的红军。 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受命后，于5月28日下午出发，向泸定疾进。关于这一个雨夜川 军红军打着火把隔河并进，红军谎称自己是川军麻痹敌人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但事实是川 军跑在了前面，其先遣队当日傍晚就达到泸定，全团人马次日凌晨到齐，而红军的先头部队 直到天明才在桥对岸出现。川军的先遣队傍晚到达后即开始桥板，但并未将桥斑拆完。对此 他们的解释是“因天黑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又发”，所以“拆除桥板进 度极为缓慢”，天亮时红军先头部队已到，“因之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 他们讲，5月29日，两军隔河打了一天，傍晚红军的大部队到达，开始向桥头猛烈射击。 李全山“惊惶失措”，未经旅长袁国瑞同意，自行决定向天全后撤，祇留下一个营“断后”。 李团长一跑，“断后”的营长周贵三又“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作为最后的守桥部队”。红军 开始夺桥时，“周贵三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 按照这4位的说法，在红军发起夺桥战斗之前，守军其实已经撤退，祇有留下一个班在 桥头防守。据红军将领的回忆，战斗开始时，红军一个团的轻重火器齐射。这一个班的川军 是否在全团人马都跑光了的情况下还有勇气坚守，本身就值得怀疑，即使他们视死如归，也 祇有送命的份。因此可以认为，红军夺桥时祇是遭到了象征性的抵抗。 笔者认为张伯言等所讲是可信的。刘文辉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既不想和红 军硬拼，又要对蒋委员长有个交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虚以应对，这种象征性的抵抗是合乎逻 辑的，完全不打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过河炸桥 近年来关于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局部破坏”的说法，来自所谓“泸定桥史专家” 的口述。如原泸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定模讲，1975年何长工同志亲自对甘孜州红军资料调 查小组讲，红军撤退时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他当时在场，亲耳所闻。是“在铁链上锯口 子”，还是“锯断了几根铁索”，作者无从考证。但确有历史材料称，红军是“炸毁”了铁 索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4日成都《新新新闻》上有一篇《关系川康交通之泸定 桥即恢复》的报道，全文如下。 “泸定铁索桥，自去岁六月经朱毛炸毁后，川康交通几至断绝，嗣由县长张纯嘏架设篾 档一座，交通始稍恢复，至恢复铁桥计划，二十四军川康当局均极注意，而行营方面，因其 关系剿匪军事至为急切，眷顾尤深，曾派汪振洋来泸观察，拟具修复计划，并由行营核拨款 项，令川康总指挥部，转饬限期修复，惟是时山洪暴涨，河流喘急，所有炸断铁链，悉数绞 沉河底，殚精竭力，无法起捞，泸定境内又不产铁，遂至无法改造。多方考虑，始决定派员 赴荥经赶制铁环运泸连接架设，殊赴荥造炼甫将材料集中，约制千环之谱，而徐匪回窜之警 又见告矣，荥经即陷于匪，泸定亦感紧张，复桥工作，又行停顿，不过篾桥扎脱，时感倾斜 曾由张氏构致电线百斤，添架牢固，以利过行，其后荥经恢复，二十四军部即数饬原来负责 人员赶制铁环，现已运到少数，春日融合，转瞬河水涨泛，难施工，业于旬日之前集铁木土 石工人开工，拟将残余之环及宰下近岸之铁链，分别清钮连接，先行架设，一面将铁不适相 者加以翻制，庶免误时耗材之敷设，至桥面及修复桥亭，应需板料，闻张氏已经预备齐全， 大致国历三月底间即可完成云。” 《新新新闻》为成都当时第一大报，影响很大，所持基本立场，当然在政府一方，但也 不乏客观报道，如关于南下红军庐山战役的《芦山十日血战记》的连续报道，就有许多据实 的描写，以至被地方史研究者视为重要资料来源。作者以为，本则报道线索清晰，叙事详实， 史实无明显错误，可资左证。 “炸毁”一说，还有来自红军将领的文字回忆。红军最后渡过泸定桥的是罗炳辉、何长 工率领的红9军团。9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到贵州以后便一直担任断后和佯动任务， 这次也不例外。罗炳辉在1944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四四年，在敌后抗日民主根 据地的吁昭县属，党中央华中局负责同志饶漱石召开整风会议，辉为主席团之一。四月九日 这天休息我到军卫生部去检查血压病，得遇张云逸、黄岩、戴济民三位内战时红军中的同志。 云逸同志提到川军中郭勋祺已去军职。我中央红军到贵州向云南前时靠川边之土城时，被郭 军三个师阻截一战，没有解决郭军，我军受到点损失。又提到中央红军纵队和一、三、五军 团渡过大渡河，转入荥经、天全两河水突涨。向东、川军十余个团防守雅安、荥经沿河，南 是富林镇之大渡河，西是大渡河之泸定桥，因阻追敌，已被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炸毁了， 祇有向北经川康边，向陕北进展才行……” 罗炳辉的这段日记，刊于《天全文史资料第一期》，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日记中还讲到 红军士气低落的情况，有兴趣者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这篇日记写于抗战时期，那时还没有 “飞夺泸定桥”的传奇故事上演，他据实而言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其可信度当无疑问。何长 工后来承认对泸定桥进行了“破坏”，也可资左证。所以“炸毁”的事实应当成立。所谓 “锯断”似无可能，根据笔者常识，锯铁索须用钢锯，长征中的红军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工 具。“炸”是最方便的，不清楚的是，是否所有铁索皆被炸断。以笔者判断是未全部炸断， 否则架设“篾挡”相当困难。 川军要有效阻击红军，炸掉铁索桥是最有效的办法。刘文辉不炸桥，是为了自家地盘的 长远打算，因为如果红军过不了桥，就会留在他的地盘上，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用 张伯言等人的话说，他们当时是“祇想红军快点离开”。而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当时刘 伯承给刘文辉有一封信，申明红军祇是借道，保证不会在他的地盘久留。这样的信，他在红 军经过德昌时，就曾经给守德昌的川军旅长许剑霜写过，许因此没有阻击红军。炸桥容易修 桥难，对自家地盘经济民生影响不是一般，后来修桥的艰难，在《新新新闻》的这篇报道中 可见一斑。许多人不理解川军为何不炸桥，道理就在这里。 泸定桥于当时川康交通贸易，以及两岸民生之重要，世人皆知。大陆官方史料回避红军 炸桥的事实，也许是出于维护红军的形象。其实换位思考，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红军炸桥以 阻挡追兵，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处于那样的境地恐怕都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