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国的六个问题 （四川）杨银波 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碰到了不需要再划分什么“体制内外”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 是另一批人当政，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具备复杂性、普遍性、迫切性和公共性，又 有着相当的历史性。在当代，我们能够看到不是一个市，不是一个省，而是自上而下的全中 国，都存在着这些问题。从事党政事务的，从事政治研究的，从事公民维权的，甚至包括部 分弱势群体，大家都在逐渐看透、看清、看懂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权力效率。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集权式的，不是分权式的，职能部门的“唯上性”众所周知。具体要 干些什么，不是民众自发的思路汇集，而是上面摊派和指定的任务。在最具影响力的“红头 文件”和“指示”之中，官员重视的是两样东西：人和钱。人事变动，意味着权力变动；人 民币下放，意味着自身利益的机会。这一切，似乎与民众无甚关联，民众权利甚至连“民众” 这两个字自身，都缺乏生命感。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专制统治已不复存。错了， 仍然有“上面的计划”，更有“上面的专制”。对于“下面”，不存在服务，祇存在任务和 管理。有人提倡“治理”，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民众的渴求，被臃肿而拖沓的行政效率 所堵塞。同时，低效的行政效率又加上管得太宽的权力，导致事情越扯越多、越扯越复杂， 一件再小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空得出手”的人。由此，后门大开，还是由利益来推动行政效 率。 权力必须释放、分化，甚至应更多地以“购买”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也就是社会 组织——来处理。这比裁减人员更为有效，甚至比民主选举“好官”更有持续稳定的效应。 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中国医改ｕ形大回转？》，很有价值。就医疗 改革制度，北大、复旦、国研中心、世卫组织、世行、麦肯锡、北师大、人大，这八家机构 一共提出了八个方案，结果完全主张“政府主导”的方案祇有一个半（国研中心的一个和北 大的半个），其余全部主张“市场主导”。这种状况，被一位参会的医改学者称为“这是真 理的胜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今后的教育改革，也很可能走向这一步。要让权力弱化到 更小的程度，把市场和社会做大，这是基本的方向。市场与社会的强大，才有可能对权力构 成最大的外部制约。尤其是当权力内部制约严重乏力之时，我们不能不走这条道路——市场 经济与公民社会成为最大强者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民意民智。 中国最有力量的民意民智，应该是组织形式的民意民智，而非一般人物的单独观点。甚 至包括人大代表在内，也不足以与组织式的民意民智相提并论。组织是可以被看见的，比如 说民间智库，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集结起来，切合实际而终生致力的思想、路径、实 验、项目等等，其眼光已经比政府超前得太多。还有媒体，必须开放言禁，引导整个社会来 思索、批判和建设。当然，民间团体的直接行动更是民意民智，这些行动往往在组织力量、 统筹力量和实施力量上，远远超过政府。当市场与社会足够强大之时，包括党委、政府、人 大在内，都将依附于这些组织式的民意民智，而不是刚好相反。届时，民众之意之智，将不 是“递奏摺式”的，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活动空间和督促政府的能力，其规模、其影响、其 效能，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民间抗争事件增加的缘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强权、富者蛮横。权力、财力与智 力的合谋，导致弱势者走向更为弱势的境地，迫不得已走向反抗。与之相随的是权利觉醒、 自由觉醒的思潮推进，加深了抗争本身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前瞻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 走向了对立，民众向既得利益联盟集团宣战，各种僵化的控制和压制更加激起民众的抗争之 心和抗争势态。民意高涨的同时，行政、司法成本昂贵，媒体倒向既得利益的一方，整个社 会充满了困境。熟透官方规则和崇尚“包青天式”的开明专制的人们，祇有通过“大官治小 官”、“上级治下级”的办法，来捍卫自身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更加巩固了上层权 力，迫使下层权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服从和献媚于上层权力。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更多 人选择开明专制，而实际上还是人治，说到底还是民意民智不被制度所吸收的结果。即使被 吸收为制度，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因为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 第三个问题，形式官僚。 吴思的《潜规则》对此有着极其深刻的解剖，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 博弈的一种均衡。从当事者双方来看，二者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者是损失 的最小化。官僚之形式化，或形式之官僚化，全是精心于对“成本”的计算。真正动真格地 去解决民怨，将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级利益和财团利益。在经济建设的时代， 并未在“合法致富”上予以重视，存在即是合理。如同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题材那样，倘若 彻底破案，牵出一竿人等，相关企业涉及的几百、几千名员工便衣食无着，这些问题不是法 律可以解决的。所以，睁只眼闭祇眼的情况特别多。人浮于事还算是小的，包括上班打麻将、 下班去泡妞、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这些连中央电视台都敢批判，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 最糟糕的问题是，其腐败、其势力、其紧密程度，已经比一般黑道更为强大。“权力型黑社 会”比任何贩毒、贩抢、拐卖、抢劫的团伙组织还要恶劣。电视剧《国家干部》里就有这样 一群人物，有着烂熟于心的政治训练，有着结党营私的更大网络，这些官僚被有的人形容为 “共产党里的败类”，其实绝非如此，而是这个体制之坏，将其强力集结于其中，无以脱身。 现在体制内最优秀的一批人物，是最能容忍和克制的隐忍不发之人。如同当年的林彪， 当年的汪精卫，当年的李鸿章，他们太知道这一切内幕，太懂得这一盘棋的黑局何在。他们 无奈，无声，无以所为，能够在险恶官场独善其身就已经是极大的造化。稍微跳了一点出来 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通达显赫的命运，包括魏胜多、刘慎刚这批体制中人，固然推动政治 改革，却都是悲剧人物。也是在9月20日的《南方周末》，有一篇深度报道《庞家钰案“深 喉”真名现身，十年官场恩怨首度述说》，该报道说，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告倒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但其状况却是：“告倒了庞家钰，曹长征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化， 仍然是市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业余时间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帮别人打一些官司。他一直为自 己当初被免职而申诉，但至今没有效果”。这批人都是铁杆的中共党员，硬骨、无私、有才、 有苦，但这个体制却越来越淘汰他们。包括现在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我见过一些，他们所表 现出来的都是对当前政局的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唯有深深怀念当初那个廉洁奉公的激 情岁月。 第四个问题，依法行政。 “红头文件”和“指示”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为有用，在当代官场不懂得在这些文件 与指示之中挖金掘银，证明其本领还不到家。法律是一道防线，当行政越过这道防线，就等 于在公共事务之中侵害了公共利益。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独立负责、独立行动，催生了问 责制的产生。比如说，你负责建设辖区内的水管系统，花了很多钱，结果水管总是爆炸，总 是停水，你要拿话来说，你要负行政责任，造成重大事故的你要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 确了你自身的权力界限，不可滥用。我们从媒体中经常能够了解到许多冤案，这些冤案被曝 光之后，整个社会群情激愤，痛骂公安、司法。关于“国家赔偿”，我们也了解很多相关案 例，这些案例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依法行政。冤案之所以成为冤案，事实上是由很多原因促 成的，比如栽赃陷害，比如强力破案，当然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最大问题——缺乏法律依据 的定案。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行政系统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政治问题被专政化 解决，而这个“专政”往往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党的利益考虑，诸如对不同政见者、不同教见 者的打击、围剿和迫害，就凸现了核心问题的暴露。 宪政是法治国家的纲中之纲，但中国式的法律其最大的漏洞，就是同样一条法令，可以 用其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指示来予以消解，导致“大法无用，小法实用”，实际上 就是弱化法律，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得行政者具备强势地位，而弱者愈弱。昨晚看 《中国大案侦破实录》纪实片，贵州贫困地区60多名少女、女童被诱骗至福建等省，遭到暴 力威逼卖淫，患上四种恶性妇科病。此案虽然获得侦破，但贵州当地的贫困、麻木、冷血更 令人震撼。这说明依法行政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法律在维持 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中国历来的“重刑轻民”执法传统，却 导致民权弱势的结局。所以，行政绝非行政本身，法律也绝非法律本身，对于许多应当涉及 到的领域，实在还有任重道远的更多实务要做。当贵州那批少女、女童遭到侵害之后，她们 的父母却说：“我不管我的女儿在外面做了什么，祇要每个月能够汇钱回来就行。”当一位 父亲狠狠地骂女儿：“反正你也要嫁人，看你这辈子也没什么出息，不如杀了你！”这个时 候，我们能对法律、对行政说什么？写到此处，我心极其冰凉。 第五个问题，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自由公平竞争，同时又亟待提倡自利、利他原则的经济模式。在中 国，人们尤其担忧的是权力干预及过分干预，这方面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寻租”。寻租很容 易解释，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了形式各异的租金， 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有时，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行，如贿赂、腐败、走私和 黑市。拥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其地位优势，对寻租和社会财富的消耗起着重 要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假设开发商看重了一片土地，他们 与政府商量，出钱买土地。假如农民不同意，他们可以施以更大的惠利，比如帮你们修路， 帮你们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每亩两万，而后解决安置。开发商将土地推平，然后建立 商厦或商品房，跟官员分点利，自己又卖出高价，几十平米就可以卖出几十万。这些“圈地 运动”的规则，就是寻租规则。政府得利，商人得利，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祇分得残羹冷饭的 贫困民众。贿赂、腐败，祇不过是权钱交易的必要环节，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数人先富起 来”，并不在乎合法与不合法，以及是否属于暴利性质。 招商引资也是相同的道理。许多民众期待已久的经济浪潮，最终都毁在政府的手中。吃 吃喝喝，就可以吃掉一个项目，投资商不敢来，来一个吃一个。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投资商， 灰色空间就陆续建立起来了。当然，企业入驻对政府的公共财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共财 政，民众的福利公益就可以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 政府绝买农民土地，然后出租给企业。企业要减少成本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提供好处给政府。 有的成本是不能减少的，比如有极大污染的企业却不排污，这对全民的身体健康都将造成威 胁，物价的猛涨也将对原住民造成威胁，但政府在控制着这一切，它不管什么威胁不威胁。 这种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灰色空间，政府可以几头吃钱，因为权力在其手中，就可以 权换钱、钱滚钱，政府假借商人的手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商人。 几年前，浙江某个村的村民与警察、武警发生血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某企业的 污染问题，而政府竟然以如此武力威逼村民，那同样是官商合谋所致。中国民众的弱势在市 场经济之中就能看出许多，大家看中国的垄断行业也明白为什么民众会那么普遍的贫穷，其 猫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的横行无忌。 第六个问题，NGO——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最顽强、最广泛的组织基石。中国大陆的NGO，有一半左右成立 于2000年之后，是个新事物。业内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至今我都还在不断地思他们所思、想 他们所想。中国不容易做出有影响力的NGO，而有影响力的NGO又满受束缚，并且被束缚得越 来越紧。其问题是：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北京零点调查公司 董事长袁岳说：“由于行政决策过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为政府高度控制，标准单一 化，这就决定了祇有极少数、单一渠道的东西才会被接受，而异于官方价值体系的人和声音， 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不受欢迎和认可。这种官本位化的制度导向，带来的结果是官方 对NGO的歧视。”官方的研究机构倒是一大堆，但是其官方立场严重，这帮人总是不断揣摩 官方意图，向公众解释官方的政策、口号，缺乏独立思考，不能推动制度创新。中国的NGO 极其弱小，纯粹的民间NGO更是几乎被当作“反动势力”来对待，仿似面对反对党，当局极 其忧虑，时刻充满警惕。有次与几位官员吃饭，谈起某知名NGO，某官员居然说该NGO创办人 是个好色之徒，如此下作地栽赃NGO，实属卑鄙。 NGO在中国的抬头和迅猛发展是必然的，即使是有意成立维权组织或政党组织的人，也 需要对NGO有着深刻的了解。NGO的能力训练是绝对有利于任何从事公共事业的人的，它的目 标非常明确，有的甚至缩小到具体祇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精、做专、做严，最终形成权威。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就是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它有实力做政府的订单，而且越做越大，这一点 似乎有意在模仿国外的兰德公司。我当年在尝试做“网赚”行业时，曾经接触过很多“调查 网站”，有的网站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它们有意改革政策，绝不是普通的 “网赚”那么简单。但是，政府正在限制类似的NGO，不允许它们在民政部门登记，祇允许 在工商部门注册，并且收取它们的税额，禁止它们进行募捐，亦即从制度、资金上歧视这些 NGO——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就是典型的案例。而利用体制内 网络——无限利益的那张网络——的NGO则是如鱼得水，诸如许多不触及要害并发行畅销刊 物的NGO，它们不容易与政府发生分歧，相反却是不断地帮助政府维持弱势群体的内部稳定。 即便如此，那些充当各种社会力量——乃至官方力量——与弱势群体之间联系的中介的NGO， 仍然在试图发出自己独立的吼声，这一点在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