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深圳）刘水 人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平淡的日子，在专制社会哪怕信仰歪理邪教，是反文明反人性反 常识的，人们也不会捅破它，宁可顺从它。在中国，这种信仰往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面目出 现，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蒙骗性和恐怖色彩。这种意识形态缔造的是一个被权力垄断的世界， 它唯一的作用在于建造一个使人们屈从的秩序，而不是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它没有游戏规 则可言。中国意识形态具备极权与专制主义两种特征，是一个混合体，姑且叫它极权专制意 识形态或“中国式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共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即为 极权与专制混合的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的本质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文明反法治反 制度的野蛮行为，跟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尽相同。她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列为近代史上两大独 裁者，他们实行的共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以国家名义压制民主，侵犯人权，都 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 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 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地方政府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专制主义权 力来源于非法性，并且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二战以后4、50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 实践，先后失败破灭，国家消亡，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翻版。 极权专制意识形态营造的是一个金字塔社会，塔尖的是占据资源、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他们操控着一个国家所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实行家天下和党天下的集权统治。 他们依赖暴力以党的名义自我授权经营政府，用政府绑架国家，然后用国家名义统治人民。 他们惯于制造个人崇拜，将暴力集团的头领拥戴为党的领袖，然后冒充国家首脑，号令天下。 极权专制政权，永远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来源问题，因此，其权力的最高形式往往以暴力呈 现，权力被滥用到极致，给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设置了羁绊。用意识形态美化掩饰暴力，便成 为他们通常采用的统治手段。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精确地嵌入社会、单位、学校、家庭和个人精神的每个部位，就像无 孔不入的电脑病毒，它窥探并左右着公共场合和私密空间的细枝末梢，意图制造全社会的恐 怖，三反、反右、文革等都是对社会上一个种类的人进行集体改造和杀戮；中国特色意识形 态同时也像乙肝病毒，弥散在各种交通工具、城市街道、乡村田野、各等旅馆、工厂车间、 高楼大厦等公共空间，乃至空气中。专制政权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 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 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 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 无力、自感多余的人，所有这些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后者，一心追逐物 欲满足的“原子化”的个人，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 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尘嚣甚 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惯于在社会上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通过四通八达的社会神经，强制 制导每个人和每个角落。然后给你洗脑，让你失去是非判断，接受并融入它的系统，从而失 去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这个时候，国家意识形态便巧妙地以国家、政府或集体名义取代个 人。它散播的便是“合法性伤害”的病毒，祇要你归顺这个意识形态，哪怕是假意的、伪善 的，并不重要。唯一的前提是你要卸下你反抗的言行，祇要你把对执政者或政府的不满不在 公开场合表达出来，那么你就会被纳入可信赖的“自己人”各个等级，在这个社会得到属于 你的或优越或正常的位置，哪怕你是个低能的官员，无知的大学教授，平庸的艺术家，忍气 吞声的拆迁户、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祇要你对这个政府表示顺服，对自己受到的伤害噤声。 中国式意识形态不关乎道义、公平、正义、法制、良知、职业操守，各种人统统都被分类编 制在意识形态这张巨网的不同网眼当中。 民间维权是终结恶制度的最好办法 依靠谎言制造巨大的蒙骗，是中国式意识形态存在的先决条件。中国式意识形态也在与 时俱进，近2、30年不再赤裸裸制造普遍的显性暴力恐惧，而是伪装成慈善的面孔。它巧妙 地用传统文化包藏暴民文化、用民主协商制掩饰个人崇拜、用民族主义搅扰民主价值、用集 体领导掩盖个人独裁、用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从其倚靠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获得能 量，统治国家和人民，然后用从民间获得的资源反馈和强化权力系统，于是形成通畅硬挺的 党权延续。党内权力更替同时也就主导了政府和国家权力的体内循环。现代中国式意识形态 的另一个特色是，不再公开、主动地挑起全社会的阶层斗争和政治运动清洗，然后寻找消灭 “敌人”，而是通过隐蔽地动用地方军警，强力压制民间群体性维权运动，对一切持不同政 见者实施监控和逮捕，实施信息封锁，民众并不了解真相。中共从未解决政权合法性来源危 机，因此在强势外表背后陷入极度焦灼状态，面对专制强权先天共生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 自己又不得不充当救火队，极权专制制度的社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专制政府实施了有 效的信息控制和地方政府镇压措施，民间群体维权事件并不能达到社会动员的普遍示范效应， 因此新闻自由显得非常迫切。一个可见的、有益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民间维权活动中成长起 来的、热心的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媒体从业人士，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累积经验和树立威信 的机遇，进而为具备民主意识的民间政治家诞生提供了舞台，这种民主运动递进的自我遴选 机制，非常宝贵。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活动，尚处于民间单方诉求的初级阶段，不具 备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但成长空间和希望巨大。 中国经济繁荣掩盖了制度的专制极权本身， “中国国情”成为中共为专制辩护的万能 词汇。“中国国情”说白了就是专制极权主义主导下的社会，权力说了算，官员说了算，权 力成为评判所有人事的唯一标准。它脱离人类普遍的文明积累和人性，自成一个封闭的政治 社会系统：有自己垄断的新闻媒体、评价体系和利益分配方式，乃至将人等级化的制度性安 排。构成社会细胞的家庭和个体，都统驭在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下，没有自我，没有权利以家 庭和个体名义来对抗独大的国家，哪怕被政府绑架的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你的私权，但是“风 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可以进。” 对中国式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中 共基于自身生存和军政体制庞大开销需求被迫实行的，同时，它也非常有效地分化了人们对 政治权利的关注度，而专制集权的政体并没有本质改变。经济自由对于民间积聚财富也有积 极作用，经济权利的回归必然伴随着政治权利的诉求，因此，作为先行者的维权行为对自身 经济利益的捍卫，弥足珍贵。经济人并非政治人，经济权利不等于政治权利。当公开的经济 权益诉求达到饱和手段时，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的要求就成为必然。媒体和司法公正地介入 社会，让正义得以伸张，权利得到捍卫，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 启蒙仍是须补的一课 中国式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反人性的，是一种刁民政治。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砸 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他们标榜的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核心，以农民和知识份子为先锋队的革命组织，早已变味异化。50多年来，工 人、农民和知识份子的悲惨遭遇，作为革命者的中共，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中 共占有一切政治、文化、司法、行政、经济和军事资源，将党国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压 制了人性中蕴藏的正义感、生命尊严和诚信能量的释放。让它们以一种异化、扭曲的方式释 放出来，以欺骗对付欺骗，用狡诈对付狡诈，以暴力反抗暴力。中国历来盛产刁民文化，中 共依然在制造这种文化。转型正义，可以预见将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最大难题之一。 民主宪政意识的形成需要社会启蒙。在中国式意识形态长期熏陶下，人们的自由本能会 被消磨掉，从黑屋子猛然走到阳光下，需要适应期。信息开放和新闻自由，既是打碎国家专 制迷思的最好办法，也是启蒙的最有效手段。纵观世界民主政治地图和全球经济热点地区， 中国都是最受瞩目的地方之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人类文明；中国不但拥有地理的最高极和最 众多的人口，还保持着世界人权最恶劣纪录，中国式意识形态随着经济扩张而扩散到世界各 地，进而对民主宪政制度构成侵蚀和危害，这是正在遂行的一场黄祸。西方国家在获得经济 利益的同时，也有义务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同有什么样的国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则亦然。但这不是中国人的宿命。专制文化基因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 人的骨髓，当世界文明的大潮几次抵达中国的此岸时，中国人陶醉在粗布麻衣、老婆孩子热 炕头维系的自给自足小农意识里，除了几个文人热切地呼喊自由之外，这个民族回头望了望 紫禁皇城，然后继续维持沉默状态。每个中国人的背后都绑着一根绳子，被来自中南海的昏 君巨手牵制着，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参与权和发言权被剥夺了。独裁者是傲慢而虚弱的，在 世界文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构建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微弱、空心化。任何社会改良都不能 打动独裁者，他们从不在乎社会成本和人民福祉，唯有造反和外族枪炮，才能让独裁者低下 愚钝的头颅。极权专制者所不能主宰历史的一个逻辑就是：起于血腥止于血腥，当法律和正 义不能被信仰时，恶制度最终会被来自民间社会的自然法则清算。 （2007年12月26日初稿，2008年1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