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不代表中国的“代表”团 方励之 挤开国门的时代 30周年是时尚话题，因为，中国的国门据说是在30年前，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3 中全会上，用了5天时间（18-22日），一下子打开的。有朋友问，你有没有30年前有关开放 的故事？有，就在那5天。 即使不算偷渡者，其实早在月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数年，从大陆出国探亲的门， 已经（至少部分地）开了。1978年12月6日，即11届3中全会的筹备会开会前夕，有3个人了 出国，他们不是去探亲，也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或非官方（如果有的话）单位或机构。可见， 在那5天之前，个人非探亲出国的门，实际上也已经被挤开了一条缝。这3个人持公务护照， 他们极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不代表中国任何机构，而以个人身份的公务护照 出国者。这3人直到12月23日，即11届3中全会结束后第一天，中国“开放时代”的首日才回 国。他们是北京天文台的沈良照及邹振隆，科技大学的我。我算是“团”长。 H-1 签证官的疑问 1990年底，我在美国驻伦敦领事馆申请H-1签证，准备去普林斯顿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工作。表格上要求填写历次访问美国的时间和地点。我填了。签证官对了一 下我填写的内容和他掌握的资料。有疑问： “你是不是1978年到过德克萨斯（Texas）？你没有写。” “没有，1978年我是去参加第9次Texas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那次Texas讨论会并不 在Texas开，而是在德国的慕尼黑。” 签证官再看了看他的资料后，接受了我的说明。后来知道，美国在香港设有一个机构， 任务是阅读所有中国公开出版的报纸，记录所有上了报的人名及其活动。方-邹-沈三人出国 行，似乎是上过报的。所以会出现在签证官的资料库中，但“参加Texas讨论会”被误读成 了“参加在Texas的讨论会”。签证官可能想起了，1978年中美还没有建交呢。那时的美中 之间的 “民间互访” 祇有乒乓球队。哪有什么“相对论天体物理”外交。再则，老布什还 不是总统，那种“民间互访” 外交也不会以Texas为重点。 学术交流的开放 就学术交流而言，尼克松1971年访华后国门就开始松动了。开始是知名的外籍华裔学者 挤入国门。接着，不太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华裔学者也受到欢迎。再后，非华裔外国学者来 中国访问。我的非华裔的朋友和合作者，大都是在1978年12月之前，他们访华时认识的。 学术出访的事例，1978年12月之前也有，但一律是代表中国XXXX组织的访问团，如代表 中国天文学会的访问团等等。参加Texas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的三人不同，它不代表任何 中国的组织，虽然当时已有中国引力和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周培源先生任理事长）。这是 因为，Texas讨论会，不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都以个人身分参加。第9次Texas会议的一位 组织者，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天体物理研究所的Gerhard Boerner教授。他想请我参加， 因为他从文献上知道，我当时研究的课题与他相近。但Boerner不知道如何联系，中（西） 德之间分属两大敌对阵营30年了，没有个人之间的联系渠道。恰好，1978年夏，中国科学院 代表团访问马普学会，它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其目的就是推动中 （西）德之间的学术交流。Boerner的想法正逢其时，他将邀请信直接交给代表团团长方毅 和副团长严济慈。 尽管方毅和严济慈当时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副院长，都认识我，也都赞同此事，但 他们都不具有最终的审批权。按所谓“外事无小事”原则，参加Texas讨论会也变成了国家 大事，须由国家最高当局研究决定。加之，当时我的政治状态仍是因反右问题被开除出中共 者，出国更要审查。两个月后，1978年11月，科学院外事局通知我，参加Texas讨论会一事， 华国锋总理已阅，画圈，批准。每次向外国同行讲起我们的出国手续，他们很羡慕，“你们 的政府首脑都直接关心相对论天体物理，那研究经费一定多多的啊！” 按中国当时的规定，不能一个人出国，至少二人以上（北朝鲜至今如此）。所以加上沈， 邹二位同行。非常好。三人“团”，皆非中共党员。沈，邹二位是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 三人畅游昆明湖，从知春亭下水，先游到龙王庙，不停顿，直插排云殿，还不停顿，再游回 知春亭。基本达到了1887年昆明湖北洋水师学堂候补兵弁在颐和园操演的水平，可以出洋 “打仗”了。 “我不能代表德国” 出洋“打仗”少不了应酬，吃饭，祝酒，致答谢词等等。我到慕尼黑的当天下午，就被 洋朋友拉去希特勒政变啤酒馆喝啤酒，似乎不到这里喝啤酒，就是没有到过了历史名城慕尼 黑。但是，没有几口，我就吐了（因我身上缺解酒基因，一向不能喝酒）。所以，在随后的 应酬场合，同行都不再同我祝酒，而是祝水。但致谢词一事，还是免不了的，因我“算是” 团长。 12月20日晚，马普学会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Kippenham家宴。又要致谢词。我不加思索 说了几句，今天已记不住了说了什么，反正不外乎是耳熟能详的“外事套话”。如“祝中德 两国科学家的友谊与日俱增，祝中德两国科学家身体建康”等等。 论到Boerner发言了，他说：“我不能代表德国，所以我不能说祝德中两国科学家的友 谊…我祇能代表我和我的家庭。我也不能祝中国科学家…因为我祇认识你们3位来自中国的 朋友，不认识其他中国人。所以，我祇能代表我全家，祝福你们几位和你们的家庭。” 30年后的今天，老友Boerner已经初期老年痴呆了。他不可能再记得我们初识的场景了， 但我还记得。我还能记得起Boerner说“我不能代表德国……”时的神态，和它给我的一个 不大不小的冲击。从此，祝水时，我也不再不加思索地说 “我代表中国……祝贵国……”。 最多祇能说“我代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偷运鸦片” 虽然“我不能代表中国”，但在波恩，中国驻德大使馆齐代办接见我们时，还是被告知 注意事项1，2，3…，注意形象4，5，6…同所有其他代表中国XXX的正式代表团一样。 我们的确有一件“有失形象”的事。德国的旅馆房间里一般都备有《圣经》，英、德文 版各一。《圣经》在当时国内是绝看不到的。所以，经过不太剧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决定拿 走波恩Treppehen旅馆房间里的英文版《圣经》。尽管我们都不是基督信徒。旅店老板（女） 不太高兴，一个电话打到慕尼黑Boerner办公室，抱怨说：“你的客人把客房里的《圣经》 拿走了。” 还好，没说“偷走了”。也许，在德国拿《圣经》，就像孔乙己在鲁镇拿书一 样，不能被说成偷。Boerner回答旅店老板说：“现在想运《圣经》进中国都不容易，是冒 险的事，有人敢带你的《圣经》 进中国，不正是主的意志吗。” 老板欣然接受了。 Boerner也不是主的信徒。 Treppehen旅店老板抱怨一事，是多年后Boerner告诉我的。1978年时，他没有告诉我们。 怕我们不敢带着《圣经》回国。幸好，当时旅店老板没有把抱怨告到中国驻德大使馆。否则， 吃不了兜着走，那就是“偷运毒品”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世界性的文明 讨论会进行了6天，我做了一个报告，是关于中子星质量上限的。中子星是相对论天体 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课题，也是极新的课题。从脉冲星的发现（1967）和确认它们是中子星， 到1978年祇有约十年。很多报告都是关于中子星的。 中子星的发展史，又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抱歉又提马克思，祇因年轻记忆力好时， 背得太多了），“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 工业被消灭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 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Literature（中译本有注：其意包括 科学，文学，艺术…）形成了世界的Literature。”这句话到很适合描写中子星Literature。 以下是一份有关中子星的大事记，按逻辑顺序列出导致中子星发现的指标性事件，包括 姓名，国籍，及其贡献。 爱因斯坦（德，瑞士，美）：建立广义相对论(1915)； 费米（意，美）－狄拉克（英）：建立统计法 (1927) 钱德拉塞卡（印度）：白矮星理论（1931） 查德维克（英）：发现中子(1933)； 朗道（苏联）：预言中子星存在(1933)； 巴德－茨威基（美）：猜测超新星爆发可能形成中子星(1934)； 奥本海默（美）：引力塌缩形成中子星的理论(1939)； 休伊士－贝尔（英）：发现射电脉冲星(1967)； 司天监（北宋）：发现并记录AD1054天关客星 最后一项的贡献者（们）的姓名不可考，应是北宋仁宗至和元年时的司天监官员。天关 客星的记录证实了蟹状星云中的脉冲星年龄约为1970-1054=916年。它是支持 “脉冲星为中 子星”论断的一个关键证据。　　　 上列中子星大事记，最早是J.Wheeler等评论相对论天体物理时用的。它证明，中子星 的发现和证认中，淀积着世界各个地域的民族和文化的贡献。中子星无疑是世界性 Literature的内容之一。注意，北宋的天关客星历史记录，祇在被世界“共产”之后，即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之后，才有其特别的价值。在这里，“民族片面性” 的，“民族局限性”的爱国主义，是没有地位的。 走出地球，才能看清地球祇是太阳系的一小部分。走出中国，才能看清中国祇是世界的 一小部分。 “世界和谐”和它的破缺 12月7日是马普地外研究所成立20周年。我们参加了。有朋自远方来，主人特别高兴。 主人为我们打开了他们珍藏的镇所之宝——开普勒（J. Kepler）手稿。开普勒是最早与中 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欧洲学者之一。他的Tabulae Rudolphinae一书于1627年一出版，立即就 请他的朋友带一本经澳门送到北京。 开普勒的基本哲学是“和谐世界”。他坚信宇宙具有最和谐的几何结构，行星运动遵循 最和谐的音乐旋律。开普勒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就名为“世界的和谐”（Harmonices Mundi）。 地外研究所主人给我们展示的开普勒手稿，都用音乐五线谱写的，没有文字，祇有音乐符号。 他把太阳系看成一个完美和谐的体系，用不同的音程不同的节拍来描写各行星运动的快慢和 进退。就像他自己说的： 天体的运动祇不过是一首歌，一首连续的、几个声部的歌。它祇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 而不能由听觉感到。这音乐好想通过抑扬顿挫，根据一定的、预先设计的六声部的韵律进行， 藉以在不可计量的时间川流中定出界标。 开普勒从天球的和谐乐章中发现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规律。它是物理学的一块基石。促 使牛顿建立了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 实际上，行星运动并不严格符合开普勒的三和谐规律。天球的和谐乐章，是有破缺的。 对水星，一年运动下来，它的轨道与开普勒和谐轨道的预言，约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这个 偏差，被牛顿的天体力学解释了。 再仔细分析，牛顿的天体力学也还不能解释全部偏差。对水星，100年运动下来，它的 轨道与牛顿的天体力学预言轨道偏差仍约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这偏差是爱因斯坦建立的广 义相对论的支柱之一。可以说，整个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就是从“每100年，有1%度的破缺” 发展起来的。 和谐虽美，但世界的物理本质常常是在破缺的地方被认识的。爱因斯坦说过：“真正伟 大和富有灵性的东西祇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个人所创造”。和谐世界不能，哪怕是开普勒 的和谐世界也不能替代自由之中的个人创造。 （2008年2月4日，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