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 （北京）李锐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 世纪。采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 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 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 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 来棣先生请求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采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 绍她采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1957 年，她先后采访了三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 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 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 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年那个“急风暴雨” 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 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采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 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是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 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 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访问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 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 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采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 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 历史叙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 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 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 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 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了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 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 《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 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年代 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1957年出版的，其时我已“金盆洗 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遇“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 成“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 坐牢（延安“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至1975年出狱，“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 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 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 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 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二十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 情。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 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 军阀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 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 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 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 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 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 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 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 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 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著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 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 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之栩、陈公 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份子 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 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动 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 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 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 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 糊的”。岂止“模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 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 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 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 （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 “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祇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 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 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祇响了一炮。倒 是两个月后，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 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 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 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 “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 “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 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赞誉。十月 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份子。 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 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 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 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祇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 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 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 将党专政干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 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 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 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向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 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 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 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 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 态都祇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 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 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 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 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 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 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 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 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 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份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 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 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 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 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 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 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 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 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份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 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 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 “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 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 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 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 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 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 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 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 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 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 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 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中共 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 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 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而且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 动，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20世 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 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50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 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2007年12月9日） （此书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www.mirrroboo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