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革亟需先进理论指引 （海南）毕研韬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很多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的“公民社会”将如 何发展？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将如何推动？ 笔者于2007年12月再次来到欧洲，潜心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常言道，“当局者迷，旁 观者清。”站在大西洋右岸，冷眼旁观国内时局，对中国的现状便有了更为宏观的认识和较 前深入的思考。笔者的感受之一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亟需先进理论的指导。 政治理论、传播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 依笔者之见，目前中国的社会变革亟需三大理论的指引：政治理论、传播理论和社会变 革理论（Theories of Change，一般认为属社会学范畴）。笔者注意到，已有前辈同仁呼吁 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也有不少人士已在宪政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不过，笔者需要 提醒，政治理论远非这些传统领域。当代“管治理论”（Governance Theories）、“新制 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ism）等学说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当然，在创造性地应用相关理论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精英人士，如果不能与国内民众 “同呼吸”，如果不能得到国内大部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就无法做到“共命运”，就很 可能会被大众抛弃。必须牢记：公众是现实的。指责大众短视或势利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这是组织理论学上的基本原则。 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称“古典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理论偏差，但是马 恩的宣传理论和列宁的组织理论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又 称“后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 学说，譬如“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又译作“市民社会”）、“私人空间”、“公共 空间”、“文化争霸”（Cultural Hegemony）、“强制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等。在当今社会，这些理论早已渗透到世界各国 的社会运动中，成为社会精英们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除了政治理论，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亟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传播学诞生于两次世 界大战后的美国。作为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传播学主要研究信息与社会变化的互动。 可以说，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社会活动家，不尊重信息传播规律都将无法实 现其目标。试看今日政坛、商界，哪一位成功人士的身后没有一帮出色的传播高手？无论是 组织还是个人，从“市场”定位、形象塑造、活动设计与实施、渠道建设，到组织（团队） 建设、联盟构建、资金筹措，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尊重信息传播规律。可以说，在 信息时代，一个组织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在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贮存、生产和传播过程 中。正因为如此，今天美欧的很多大学都已开设传播学博士课程。在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学 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数理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 公民社会与应用传播学 作为一门元科学，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变化的崭新视角。简单地说，“应用传播 学”特别关注如下内容：为了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我们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应 该如何编码（encoding）？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谁来传递这些信息？如何选择和 组合渠道（新闻媒体祇是渠道的组成要素之一）？这些信息应该向谁传递？我们的目标受众 （target audience）具有什么特性？传播系统中有哪些潜在的“噪音”（泛指“干扰因 素”）？应该如何抑制这些“噪音”的不利影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诉求策略？如何确定诉 求重点？目标受众对我们传递的信息将如何反应？这些传播活动将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产生什 么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一系列的传播活动之间应该如何衔接？以上诸要素的组合过 程就是传播策略的制定过程，其目的就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 对于社会变革理论，笔者主要对其中的“动力论”、“过程论”和“效果论”感兴趣。 对于社会活动家而言，“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聚合效应” （aggregation effect）等学说都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利益相关者”理论把与目标对象所处的环境分为“交易环境”（transactional environment）和“背景环境”（contextual environment）两大类。我们以某跨国企业为 例。销售商、供应商、银行、消费者等共同构成“交易环境”，而新闻媒体、政府组织、非 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则构成“背景环境”。在多数情况下，环保组织无法直接对该跨国企 业施加压力。但是，环保组织可以从“交易环境”或“背景环境”中选择一个“要素”作为 间接的压力对象，对其持续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某种表态。用我们的术语说，这个间接的 作业对象起到了“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作用，它把环保组织的压力间接地传 输给了该跨国企业。在很多情况下，环保组织将会选择一个具有足够社会知名度、但较容易 向压力屈服的“传送带”。 而该“传送带”的屈服往往祇是环保组织的象征性胜利（而非 实质性胜利）。一般而言，攻克第一个“传送带”很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从而使攻克第二 个“传送带”的成本大大降低。 非民主国家的政权变革 通常，第一个取得此类“象征性胜利”的环保组织很容易吸引媒体和社会的注意，从而 使其日后的资金筹措更加容易。但是，如何选择“传输带”、何时施加压力、由谁来施加压 力、如何攻其“软肋”、如何预测压力结果、采用理性劝说还是激进手段、激进的威胁和攻 击将对组织形象产生何种负面影响、万一久攻不下又如何应对，此类具体运作就属于传播作 业的范畴了。 笔者在欧洲期间发现，西方已有学者开始研究非民主国家的政权变革（change of regime）。说穿了，就是如何施加压力，迫使一个非民主国家发生政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系统考虑：如何培育和聚合国内力量，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如何配合，外部应该在何时、 通过何种渠道、施加何等程度的压力，在不同的国情下新闻传媒、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等社 会变革力量各自发挥什么作用、它们又如何形成最大合力，等等。 综上所述，在社会运动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社会精英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理论、传播理 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社会运动已经演变成一种集约化作业了。这是笔者 近几年跟踪研究各类社会运动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当然，笔者并非主张社会精英人物必须埋 头于学术研究。 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国内两份免费杂志——《NPO纵横》和《中国发展简报》（China Development Brief）——对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笔者的视野内，它们 都是理论性与实战性并重的优秀读物。遗憾的是，《中国发展简报》已于去年停刊了。（作 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